The Shifting Effects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on the Fertility in Taiwa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 in 1974 and 2002
作者:詹傑勝 Jie-Sheng Jan(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作者:詹傑勝 Jie-Sheng Jan(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摘要(ABSTRACT)
--人口轉型理論與財富流動理論認為社會價值轉變導致自願性生育率下降。臺灣生育水準究竟是受教育提升或是經濟困境影響或兩者皆是,尚不明確。本研究之目標是比較教育發展以及經濟困境,在影響以往三十年臺灣生育水準時,扮演主要關鍵角色的轉換。該研究也提出,高等教育率比識字率更適合作為預測目前臺灣超低生育水準的指標。初步分析是兩份縣市層級資料,分別是1974年以及2002年資料。以OLS 迴歸模型比較社會變項與經濟變項對生育率的影響力。由於縣市層級資料的小樣本限制,本研究進一步蒐集2002年鄉鎮市層級的社會變項,結合縣市層級的經濟變項進行二層次的階層線性模型分析,以確認社會與經濟變項對低生育率在統計顯著上的關聯性。OLS 迴歸模型以及二層次分析都顯示,經濟變項(男性失業率以及女性勞動參與率)在二十一世紀時,變得比高等教育變項對生育率有較大的影響力。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wealth flows theory suggest that changes of social values result in voluntary fertility decline. This study aims to demonstrate the shifting roles of education and economic constraints as the key factors in determining the fertility level in Taiwan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 This study also justifies higher education rate as a better indicator of education than illiteracy rate to predict lowest low fertility in Taiwan. Two data sets at the county level, one in 1974 and the other in 1998-2002, are utilized in OLS regressions to compare the effect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terminants on fertility.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small number of observations at the county level, a data set at the township level in 2002 is introduced in a two level analysis to confirm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ssociation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terminants with low fertility. Results from OLS regressions and two level analyses both show that economic factors (male unemployment rates and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s) become more important than higher education in affecting fertility levels.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wealth flows theory suggest that changes of social values result in voluntary fertility decline. This study aims to demonstrate the shifting roles of education and economic constraints as the key factors in determining the fertility level in Taiwan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 This study also justifies higher education rate as a better indicator of education than illiteracy rate to predict lowest low fertility in Taiwan. Two data sets at the county level, one in 1974 and the other in 1998-2002, are utilized in OLS regressions to compare the effect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terminants on fertility.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small number of observations at the county level, a data set at the township level in 2002 is introduced in a two level analysis to confirm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ssociation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terminants with low fertility. Results from OLS regressions and two level analyses both show that economic factors (male unemployment rates and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s) become more important than higher education in affecting fertility levels.
關鍵字(KEYWORD)
極低生育率 | 高等教育 | 失業 | 婦女勞動參與
Lowest-low fertility rate | Higher education | Unemployment | Female labor participation
極低生育率 | 高等教育 | 失業 | 婦女勞動參與
Lowest-low fertility rate | Higher education | Unemployment | Female labor participation
生育率下降與超低生育率 (lowest-low fertility rates)
臺灣的低生育率已經是一個持續數十年的長期現象,生育率持續低迷下探,無法提升到人口替代水準,政府一直缺乏解決之道。若想解決低生育率的問題,首先應該先探討究竟是哪些原因所造成,再謀求消除這些阻礙的策略。這篇研究從低生育率以及期望子女數的比較談起,藉此了解非自願性生育率下降的意義。然而,這種非自願的低生育水準,究竟其原因為何?以往分析指出,不同社會的低生育率,可以歸因於不同的成因,後現代社會的價值觀導致北歐的生育水準降低(1.5到2.1),南歐義大利與西班牙則是歸因於青年的高失業率,美國能維持替代水準則歸功於中南美洲移民的高生育率,日本的丈夫則因不願從事家務、育兒,或放棄太太的收入,而寧願減少生育(Caldwell and Schindlmayr 2003)。臺灣的低生育率,究竟是來自教育/社會價值還是經濟原因,或是兩者皆俱,且何者對生育率的影響較大?了解了其原因與影響力,方能據此設想解決之道。
傳統上,低生育率以及無子化被視為是自願性生育率下降的結果。中國的生育率下降通常被認為是強制性一胎化政策的後果,臺灣的生育率下降則被視為是自願性選擇(Poston and Glover 2005),或者是家庭計畫以及晚婚的結果(Chang et al. 1987; Freedman et al. 1994)。Bongaarts(2001:278)認為,理想家庭規模是一個重要決定值,生育水準不會顯著低於二,實際生育水準終究會與所欲的生育水準相聚合。其陳述即指出低於理想家庭規模的生育水準並非所欲,縱使生育水準能否回復到期望水準是有爭議的。事實上,一個地區的自願性生育率下降的實質意義應該是指平均生育子女數降低到等於所期望的平均家庭規模。換句話說,也就是該地區婦女平均只想生兩胎或三胎,而平均生育子女數從高於三胎下降到兩胎三胎時,才是真正自願性下降;一旦平均生育水準低於期望子女數的生育水準,其意義其實是非自願性的。事實上,臺灣多年以來的平均生育水準,都低於期望子女數,顯然早就已經是非自願性的生育率下降。研究指出生育水準低於理想子女數的差距只有20%歸因於經濟困難,其它本質上都是社會因素,包括想要旅遊,或先享受沒有子女不受拘束的伴侶關係(Caldwell et al. 1988)。因此,本研究感興趣的是,經濟與社會/教育因素在臺灣非自願性的低生育水準現象中扮演哪種角色。
主張生育率自願下降的觀點之一是財富流動理論(wealth flows theory),它將自願性生育率下降描述為一個生育轉型過程,這個過程則與農業生產模式轉型到勞動力市場生產模式並行(Caldwell 2005)。養育子女的成本可能是在成長期間以其勞動力補償其所消費,或是一種對子女投資,換取在雙親老年之後具備經濟與社會支持等保險的價值(Caldwell 2005; Caldwell and Schindlmayr 2003)。從農業社會轉變成工業化社會之後,因為養育子女成本上揚,譬如更好的生活水準,更高的教育需求,加上不再需要大量子女協助農作,致使雙親縮小其家庭規模,以求更好的經濟生活,以及給予孩童更好的社會機會(Freedman 1979)。此外,其它生育下降的解釋也包括托育政策的支持與否(Gauthier 2002),或是受天主教會宗教價值觀所影響(Esping-Andersen 1996)。以往研究歸結了價值以及生活模式改變的影響,包括消費主義;專注於工作滿足;逐漸增加對雙薪的需求;青年認為育兒成本太高的觀念;傾向扮演伴侶而非擔任雙親的家庭核心價值;避孕與墮胎等技術的進步,都可能是降低生育的原因(Caldwell and Schindlmayr 2003)。然而,今日生育水準在許多工業化社會中已經降至遠低於婦女所欲之家庭規模。這種超低生育率的現象顯示,生育水準低於婦女欲求的生育子女數量,可能不單純只是社會價值改變的結果,生育率下降,或許單一原因,而更可能是多項社會經濟條件共同影響下的後果。
期望家庭規模的趨勢與臺灣生育水準
以41個非洲國家生育調查為例,有21國其生育率高過其婦女所期望的家庭規模(Population Report 2004)。沒有政策干預之下,當高過平均期望子女數的生育水準持續下降,這些非洲國家的生育水準可以被視為自願性下降。然而,在臺灣,從1970-1973年起,期望家庭規模開始急劇地下降,及至1973-1976年趨緩 (Sun et al. 1978)。此後在1976年與1980年間穩定維持在每名婦女 2.8 個子女數 (Chang 1982)。圖 1 顯示臺灣的總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s)的下降幅度顯著大於理想子女數的下降幅度。至少自1980 年代起,總生育率皆低於十五歲以上婦女的理想子女數。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2004) 「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顯示,對68.9%的臺灣年輕成年人而言,理想子女數是2名子女,14.6%的人認為是3名。國民健康署(2008)的「家庭與生育力調查」,在2008年訪問2822名已婚婦女的理想子女數也大約在2.12人。早期研究也發現臺灣的期望家庭規模在全臺具有一致性 (Jejeebhoy 1978)。事實上,期望家庭規模不只在臺灣具有同質性,在其它已發展國家也相似。研究顯示在已發展國家中大多數婦女的期望子女數是2名 (Bongaarts 2002)。在大多數歐洲國家,平均理想子女數稍高於2名子女(Leridon 2005)。下降的期望家庭規模顯示社會價值對理想子女數的改變。這種社會價值改變可能歸因於大眾教育以及家庭計劃的效果。
臺灣的低生育率已經是一個持續數十年的長期現象,生育率持續低迷下探,無法提升到人口替代水準,政府一直缺乏解決之道。若想解決低生育率的問題,首先應該先探討究竟是哪些原因所造成,再謀求消除這些阻礙的策略。這篇研究從低生育率以及期望子女數的比較談起,藉此了解非自願性生育率下降的意義。然而,這種非自願的低生育水準,究竟其原因為何?以往分析指出,不同社會的低生育率,可以歸因於不同的成因,後現代社會的價值觀導致北歐的生育水準降低(1.5到2.1),南歐義大利與西班牙則是歸因於青年的高失業率,美國能維持替代水準則歸功於中南美洲移民的高生育率,日本的丈夫則因不願從事家務、育兒,或放棄太太的收入,而寧願減少生育(Caldwell and Schindlmayr 2003)。臺灣的低生育率,究竟是來自教育/社會價值還是經濟原因,或是兩者皆俱,且何者對生育率的影響較大?了解了其原因與影響力,方能據此設想解決之道。
傳統上,低生育率以及無子化被視為是自願性生育率下降的結果。中國的生育率下降通常被認為是強制性一胎化政策的後果,臺灣的生育率下降則被視為是自願性選擇(Poston and Glover 2005),或者是家庭計畫以及晚婚的結果(Chang et al. 1987; Freedman et al. 1994)。Bongaarts(2001:278)認為,理想家庭規模是一個重要決定值,生育水準不會顯著低於二,實際生育水準終究會與所欲的生育水準相聚合。其陳述即指出低於理想家庭規模的生育水準並非所欲,縱使生育水準能否回復到期望水準是有爭議的。事實上,一個地區的自願性生育率下降的實質意義應該是指平均生育子女數降低到等於所期望的平均家庭規模。換句話說,也就是該地區婦女平均只想生兩胎或三胎,而平均生育子女數從高於三胎下降到兩胎三胎時,才是真正自願性下降;一旦平均生育水準低於期望子女數的生育水準,其意義其實是非自願性的。事實上,臺灣多年以來的平均生育水準,都低於期望子女數,顯然早就已經是非自願性的生育率下降。研究指出生育水準低於理想子女數的差距只有20%歸因於經濟困難,其它本質上都是社會因素,包括想要旅遊,或先享受沒有子女不受拘束的伴侶關係(Caldwell et al. 1988)。因此,本研究感興趣的是,經濟與社會/教育因素在臺灣非自願性的低生育水準現象中扮演哪種角色。
主張生育率自願下降的觀點之一是財富流動理論(wealth flows theory),它將自願性生育率下降描述為一個生育轉型過程,這個過程則與農業生產模式轉型到勞動力市場生產模式並行(Caldwell 2005)。養育子女的成本可能是在成長期間以其勞動力補償其所消費,或是一種對子女投資,換取在雙親老年之後具備經濟與社會支持等保險的價值(Caldwell 2005; Caldwell and Schindlmayr 2003)。從農業社會轉變成工業化社會之後,因為養育子女成本上揚,譬如更好的生活水準,更高的教育需求,加上不再需要大量子女協助農作,致使雙親縮小其家庭規模,以求更好的經濟生活,以及給予孩童更好的社會機會(Freedman 1979)。此外,其它生育下降的解釋也包括托育政策的支持與否(Gauthier 2002),或是受天主教會宗教價值觀所影響(Esping-Andersen 1996)。以往研究歸結了價值以及生活模式改變的影響,包括消費主義;專注於工作滿足;逐漸增加對雙薪的需求;青年認為育兒成本太高的觀念;傾向扮演伴侶而非擔任雙親的家庭核心價值;避孕與墮胎等技術的進步,都可能是降低生育的原因(Caldwell and Schindlmayr 2003)。然而,今日生育水準在許多工業化社會中已經降至遠低於婦女所欲之家庭規模。這種超低生育率的現象顯示,生育水準低於婦女欲求的生育子女數量,可能不單純只是社會價值改變的結果,生育率下降,或許單一原因,而更可能是多項社會經濟條件共同影響下的後果。
期望家庭規模的趨勢與臺灣生育水準
以41個非洲國家生育調查為例,有21國其生育率高過其婦女所期望的家庭規模(Population Report 2004)。沒有政策干預之下,當高過平均期望子女數的生育水準持續下降,這些非洲國家的生育水準可以被視為自願性下降。然而,在臺灣,從1970-1973年起,期望家庭規模開始急劇地下降,及至1973-1976年趨緩 (Sun et al. 1978)。此後在1976年與1980年間穩定維持在每名婦女 2.8 個子女數 (Chang 1982)。圖 1 顯示臺灣的總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s)的下降幅度顯著大於理想子女數的下降幅度。至少自1980 年代起,總生育率皆低於十五歲以上婦女的理想子女數。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2004) 「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顯示,對68.9%的臺灣年輕成年人而言,理想子女數是2名子女,14.6%的人認為是3名。國民健康署(2008)的「家庭與生育力調查」,在2008年訪問2822名已婚婦女的理想子女數也大約在2.12人。早期研究也發現臺灣的期望家庭規模在全臺具有一致性 (Jejeebhoy 1978)。事實上,期望家庭規模不只在臺灣具有同質性,在其它已發展國家也相似。研究顯示在已發展國家中大多數婦女的期望子女數是2名 (Bongaarts 2002)。在大多數歐洲國家,平均理想子女數稍高於2名子女(Leridon 2005)。下降的期望家庭規模顯示社會價值對理想子女數的改變。這種社會價值改變可能歸因於大眾教育以及家庭計劃的效果。
婦女勞動參與率以及總生育率關係的反轉
傳統的人口轉型理論主張生育率下降原因來自於在農業時代,生育子女能夠協助家庭與農事的勞動。但在工業化社會中,生育子女降低了此類需求。「母性角色不協調假說」(maternal role incompatibility hypothesis)則認為女性勞動參與對生育有負面的影響(Stycos and Weller 1967)。在1970年代的已發展國家,婦女勞動參與率與生育水準有顯著的負面關聯(Brewster and Rindfuss 2000),然而在較低度開發國家中,包含臺灣,在1980年代以前這層關係並不明確(Stokes and Hsieh 1983)。研究顯示,1982到2002年期間,臺灣婦女勞動參與提高,增加晚婚與不婚的比例(鄧祐誠、林佳慧 2012),進而因此影響生育水準。研究指出雖然東亞國家沒有歷經歐洲國家高失業率的創傷,而是婦女勞動參與率提高,解釋了1990中期之後出現的超低生育率(Caldwell and Schindlmayr 2003)。然而,自1980年起,婦女教育與勞動參與的提升導致自願性無子女狀態這項原本被普遍接受的假設開始受到質疑 (Houseknecht 1982)。再者,晚近研究發現自1990 年起歐洲婦女勞動參與率和生育水準有正面關係(Bernhardt 1993;Pinnelli 1995;Rindfuss and Brewster 1996;Brewster and Rindfuss 2000;Papapetrou 2004;Billari and Kohler 2004)。這種變化被認為得以歸因於1990年代較妥善兒童照顧社會政策的施行。有較佳兒童照顧政策的歐洲國家有較高的生率率以及較高的婦女勞動參與率。這種關聯顯示在能夠取得平衡的情況下,歐洲婦女同時希望能擁有工作以及子女。在獲得政府的經濟支持以及托育照顧的提供下,這些國家的生育率呈現上升。這現象顯示在歐洲國家中,婦女在選擇參與勞動或是照顧子女兩方面的衝突,導致1990年以前生育水準低於期望家庭規模的結果。
失業對生育下降的影響
研究顯示,不穩定的經濟狀態對生育率有負面影響。1970年代的經濟危機以及復甦後年輕世代不穩定的就業狀態影響生育水準(Caldwell and Schindlmayr 2003)。在南歐,高失業率以及不穩定的工作契約降低了生育率,尤其是對於年輕婦女而言(Adserà 2004)。西班牙的研究顯示,由於超低生育率以及高失業率,男性失業率與婚姻以及生育危機息息相關。男性失業以及低度就業,包含兼職以及臨時就業,對生育以及結婚的機率有負面影響(Namkee and Pedro 2001)。此關聯性顯示,可預見的經濟困頓將會使人們,尤其是中產階級,對養育子女卻步。再者,生育以及婦女失業率之間的關係並不單純。一項在臺灣的調查顯示,住在較高婦女失業率地區比較可能生育子女(Lin 1998)。此正面關聯可能受到婦女的教育、各地區職業結構,以及婦女勞動參與率影響的結果。 此外,也可能受到在高失業率的鄉村地區,婚後以及生育過後的婦女比較難回到勞動市場所影響。
高等教育與不識字影響差異
教育水準,作為現代化的重要指標,經研究證實對於生育有負面影響(Hull and Hull 1977)。大眾教育的擴張改變了社會價值,另外,對現代態度的接納都會改變臺灣民眾生育的偏好(Yamanaka et al. 1982)。教育擴張也改善了婦女的社會及經濟狀態,並增強了婦女自主性,因此導致生育下降。在過往數十年,即使大眾教育的成功已經大幅度地降低臺灣不識字率,不識字率卻長期仍被當作研究臺灣生育率的重要社會發展指標(Freedman et al. 1977;Chang et al. 1987)。在1960 年,不識字率為 27%,及至1979年,則降至11% 。在1998年,義務教育政策已經讓臺灣各縣市的不識字率大幅降低到小於 10%。 而且,這些不識字者當中大多數是年紀較長,已無生育能力的老年人,因此不識字率對生育水準已經缺乏直接影響力,除非他們對較年輕世代施予生育後代的社會壓力。以往研究曾指出1970年代臺灣生育率下降可以歸因於教育結構改變 (Freedman et al. 1977)。然而,該研究中的教育變項只包含不識字率、小學、國中,以及高中四個類別。 此種教育水準分類沒有區分高等教育以及中學以下教育對生育水準的影響。1980年代以後社會狀況顯示,以臺灣不識字率代表社會發展指標較不適當。較近的研究顯示臺灣婦女不識字率對總生育率的影響並不顯著(Poston 2000)。相較之下,自從 1990起,臺灣高等教育急速擴張,大學平均入學率從1980年的 44.6%,上升到 1990年的 48.6%、2000年的68.7%,以至2004年的80.1%。高等教育比率可能是一個比不識字率較為重要而有效的社會發展指標,因為高等教育比較能夠改變人們的觀念、社會價值、工作型態,以及生命歷程。一項針對哥斯大黎加、多明尼加、巴拿馬、南韓,以及泰國、印尼等東南亞及南亞11個國家的研究顯示,各國之間女性不識字與平均生育水準的關係呈現不一致的非線性關係,而接受較多教育的女性,則呈現教育與生育水準的負面線性關係,其可能原因為識字與識數能力增加女性接觸印刷媒介資訊,改變其避孕、哺乳,以及生育相關行為,而教育年數增加也提高其結婚年齡。甚至,教育對女性生育的影響可能獨立於勞動參與的影響(Jain 1981),由此可見不識字與受教育女性有明顯不同的生育模式。再者,臺灣的研究也顯示高等教育對臺灣生育水準有負面影響(劉君雅、鄧志松、唐代彪 2009)。以臺灣近數十年的婦女教育狀況而言,以高等教育人口比例而非不識字,作為預測臺灣近年生育率的指標較為適當。
晚婚與母職
教育對為人母的時間點有滯延效果(Rindfuss et al. 1983)。在英國,晚婚對低生育率有明顯的影響(Anderson 1998:179)。接受更多年的教育,通常會愈晚進入就業市場以及婚姻。在臺灣的新婚者中,第一胎極低的避孕比例顯示婚姻跟生育的強烈關聯性(Rindfuss and Morgan 1983)。這種關聯性意味著未婚狀態與生育的負面關係。在1980年代,晚婚導致第一胎與第二胎的低生育率,進而減低臺灣總生育率(Feeney 1991;駱明慶 2007)。然而,雖然晚婚以及延後生育減少了一定比例的生育數,研究顯示在歐洲許多國家的完整總生育率(the complete total fertility rates)仍舊低於生育替代水準(Lesthaeghe and Willems 1999)。臺灣生育水準,縱使經過調整生育步調(tempo)得到的推估,顯示仍低於替代水準(王德睦、劉一龍 2008)。因此,延緩生育可能只是導致超低生育率的原因之一。
資料、變項與方法
Ryder(1980:189-202)主張生育具有集體特徵,應當在系統層次進行分析,而非個體層次。因此,本研究使用集體的縣市以及鄉鎮層次資料探討社會及經濟條件決定因素對生育的影響。方法學與政治學家Hayward Aker、研究東亞生育率的Dudley Poston Jr.,以及社會學家Stanley Lieberson都指出本質上具有時序性的社會經濟變項與生育率的關係,是可以用橫斷性的資料來探討的(Poston 2000;Alker 1969;Lieberson and Hansen 1974)。在該研究發現中也顯示時間序列分析若未區分年齡世代,會造成單身率與生育率正相關的虛假關係。資料來源包括民國六十三年與民國八十七年到九十一年的中華民國臺閩地區人口統計,以及主計總處的統計資料庫。依變項為總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s),自變項包括男性失業率、女性勞動參與率、高等教育比例(該地區15歲以上人口中接受大專以上高等教育的比例),以及單身率(該地區15歲以上人口中未婚的比例)。為了瞭解數十年社會及經濟條件變化的影響力,此研究使用兩個時間點, 1974 年以及 2002 年前後的資料加以比較。1974年代表生育率高於替代水準,2002 年代表超低生育率水準。1974年資料包含15縣以及5個省(直)轄市。2002年資料綜合1998年到2002年15縣以及7省(直)轄市平均資料。選擇2002年前後社會經濟變項平均值的原因是,除了嘉義縣與苗栗縣自1998年以及新竹市自1999年開始的生育補助,大部分縣市從2003年以後陸續全面提高生育補貼措施,補貼的有無以及差異影響了各地區生育水準,因此資料僅以2002生育率低點為限。而為了避免資料受到波動影響,因此採取1998年到2002年的平均值。由於地理上以及經濟上明顯異於臺灣本島,所以澎湖、金門,以及馬祖三個地區被摒除於分析之外。而初步分析過程也顯示,包含此三縣資料時,明顯地造成多數變項常態分佈上的偏態問題,違反 OLS 迴歸模型預設。在各個OLS 迴歸模型中,為求檢驗自變項的關聯,使用 Stata軟體的vif 指令檢定後,顯示沒有多元共線性的問題。
第一步分析中,使用 OLS 迴歸模型來比較社會與經濟條件對生育在1974年與2002年的相對影響力。依變項是總生育率(TFR),代表生育水準。分析中包含四個自變項。兩個是社會條件,另外兩個代表經濟條件。縣市的高等教育比例以及單身比例代表社會發展指標,而男性失業率以及女性勞動參與率代表經濟影響力。以往研究指出教育與晚婚對生育有負面影響,因此假設教育與單身對生育有負面影響。為求符合常態分配預設,1974年的高等教育率變項被轉換為對數值。男性失業率假定對生育率有負面影響,而女性勞動參與率被視為對2002年生育率有正面影響,但是,根據以往研究,對1974年生育率沒有顯著影響。
由於在1974年縣市樣本數只有20份,而在2002年只有22份。此種小樣本數的條件在分析因果關係統計顯著性時容易產生較高的不確定性。較妥適的辦法是提高樣本數。然而官方的失業率以及勞動參與率的經濟資料只及於縣市層次,而缺乏鄉鎮層次。因此無法直接從鄉鎮市層級檢視經濟條件對生育率的影響。是故,在第二步驟,階層式線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被運用於進一步檢驗,在縣市層次的經濟條件和在鄉鎮層次的社會因素如何影響2002年在鄉鎮層次的生育率。在2002年鄉鎮層次的樣本有352份,包含鄉鎮,縣轄市,以及省(直)轄市行政區。由於基隆市只有2區,臺中市只有3區。基隆市與臺中市分別被併入臺北縣以及臺中縣。 在二層次分析中,第一層包含 352個樣本,第二層包含20的樣本。
研究發現
表1顯示1974年以及2002年在縣市層級的總生育率以及經濟社會條件。1974年縣市總生育率平均2.99,最大值3.36,最小也有2.38。到了2003年,縣市總生育率僅有1.23,最大值只有1.63,最小值0.95,都遠低於人口替代水準。經過變項的比較,在經濟變項方面,本研究選擇不會導致多元共線問題的男性失業率以及女性勞動參與率進行分析。男性失業率從1974年只有2.96,上升到1998-2002年各縣市平均4.18。各縣市女性勞動參與率從1974年42.45,略升到1998-2002年的45.67。在社會條件方面,1974年縣市高等教育率平均只有1.27,到了1998-2002年平均則上升到21.08,增幅極大。而1974年各縣市的單身率平均是60.34,1998-2002年平均則是33.48。1974年的單身率高於1998-2002年,原因可能是戰後嬰兒潮生育率較高,在1974年時15歲以上人口有許多年滿15歲單身未婚者,但仍未到初婚年齡,因此導致該地區單身比例高。歷年人口資料也顯示單身率呈現逐年下降趨勢。以時間序列分析,則會導致單身率與生育率正相關的問題。因此,以兩個橫斷面資料去比較,能夠避免年齡世代的影響,適當地正確呈現因果關係。
傳統的人口轉型理論主張生育率下降原因來自於在農業時代,生育子女能夠協助家庭與農事的勞動。但在工業化社會中,生育子女降低了此類需求。「母性角色不協調假說」(maternal role incompatibility hypothesis)則認為女性勞動參與對生育有負面的影響(Stycos and Weller 1967)。在1970年代的已發展國家,婦女勞動參與率與生育水準有顯著的負面關聯(Brewster and Rindfuss 2000),然而在較低度開發國家中,包含臺灣,在1980年代以前這層關係並不明確(Stokes and Hsieh 1983)。研究顯示,1982到2002年期間,臺灣婦女勞動參與提高,增加晚婚與不婚的比例(鄧祐誠、林佳慧 2012),進而因此影響生育水準。研究指出雖然東亞國家沒有歷經歐洲國家高失業率的創傷,而是婦女勞動參與率提高,解釋了1990中期之後出現的超低生育率(Caldwell and Schindlmayr 2003)。然而,自1980年起,婦女教育與勞動參與的提升導致自願性無子女狀態這項原本被普遍接受的假設開始受到質疑 (Houseknecht 1982)。再者,晚近研究發現自1990 年起歐洲婦女勞動參與率和生育水準有正面關係(Bernhardt 1993;Pinnelli 1995;Rindfuss and Brewster 1996;Brewster and Rindfuss 2000;Papapetrou 2004;Billari and Kohler 2004)。這種變化被認為得以歸因於1990年代較妥善兒童照顧社會政策的施行。有較佳兒童照顧政策的歐洲國家有較高的生率率以及較高的婦女勞動參與率。這種關聯顯示在能夠取得平衡的情況下,歐洲婦女同時希望能擁有工作以及子女。在獲得政府的經濟支持以及托育照顧的提供下,這些國家的生育率呈現上升。這現象顯示在歐洲國家中,婦女在選擇參與勞動或是照顧子女兩方面的衝突,導致1990年以前生育水準低於期望家庭規模的結果。
失業對生育下降的影響
研究顯示,不穩定的經濟狀態對生育率有負面影響。1970年代的經濟危機以及復甦後年輕世代不穩定的就業狀態影響生育水準(Caldwell and Schindlmayr 2003)。在南歐,高失業率以及不穩定的工作契約降低了生育率,尤其是對於年輕婦女而言(Adserà 2004)。西班牙的研究顯示,由於超低生育率以及高失業率,男性失業率與婚姻以及生育危機息息相關。男性失業以及低度就業,包含兼職以及臨時就業,對生育以及結婚的機率有負面影響(Namkee and Pedro 2001)。此關聯性顯示,可預見的經濟困頓將會使人們,尤其是中產階級,對養育子女卻步。再者,生育以及婦女失業率之間的關係並不單純。一項在臺灣的調查顯示,住在較高婦女失業率地區比較可能生育子女(Lin 1998)。此正面關聯可能受到婦女的教育、各地區職業結構,以及婦女勞動參與率影響的結果。 此外,也可能受到在高失業率的鄉村地區,婚後以及生育過後的婦女比較難回到勞動市場所影響。
高等教育與不識字影響差異
教育水準,作為現代化的重要指標,經研究證實對於生育有負面影響(Hull and Hull 1977)。大眾教育的擴張改變了社會價值,另外,對現代態度的接納都會改變臺灣民眾生育的偏好(Yamanaka et al. 1982)。教育擴張也改善了婦女的社會及經濟狀態,並增強了婦女自主性,因此導致生育下降。在過往數十年,即使大眾教育的成功已經大幅度地降低臺灣不識字率,不識字率卻長期仍被當作研究臺灣生育率的重要社會發展指標(Freedman et al. 1977;Chang et al. 1987)。在1960 年,不識字率為 27%,及至1979年,則降至11% 。在1998年,義務教育政策已經讓臺灣各縣市的不識字率大幅降低到小於 10%。 而且,這些不識字者當中大多數是年紀較長,已無生育能力的老年人,因此不識字率對生育水準已經缺乏直接影響力,除非他們對較年輕世代施予生育後代的社會壓力。以往研究曾指出1970年代臺灣生育率下降可以歸因於教育結構改變 (Freedman et al. 1977)。然而,該研究中的教育變項只包含不識字率、小學、國中,以及高中四個類別。 此種教育水準分類沒有區分高等教育以及中學以下教育對生育水準的影響。1980年代以後社會狀況顯示,以臺灣不識字率代表社會發展指標較不適當。較近的研究顯示臺灣婦女不識字率對總生育率的影響並不顯著(Poston 2000)。相較之下,自從 1990起,臺灣高等教育急速擴張,大學平均入學率從1980年的 44.6%,上升到 1990年的 48.6%、2000年的68.7%,以至2004年的80.1%。高等教育比率可能是一個比不識字率較為重要而有效的社會發展指標,因為高等教育比較能夠改變人們的觀念、社會價值、工作型態,以及生命歷程。一項針對哥斯大黎加、多明尼加、巴拿馬、南韓,以及泰國、印尼等東南亞及南亞11個國家的研究顯示,各國之間女性不識字與平均生育水準的關係呈現不一致的非線性關係,而接受較多教育的女性,則呈現教育與生育水準的負面線性關係,其可能原因為識字與識數能力增加女性接觸印刷媒介資訊,改變其避孕、哺乳,以及生育相關行為,而教育年數增加也提高其結婚年齡。甚至,教育對女性生育的影響可能獨立於勞動參與的影響(Jain 1981),由此可見不識字與受教育女性有明顯不同的生育模式。再者,臺灣的研究也顯示高等教育對臺灣生育水準有負面影響(劉君雅、鄧志松、唐代彪 2009)。以臺灣近數十年的婦女教育狀況而言,以高等教育人口比例而非不識字,作為預測臺灣近年生育率的指標較為適當。
晚婚與母職
教育對為人母的時間點有滯延效果(Rindfuss et al. 1983)。在英國,晚婚對低生育率有明顯的影響(Anderson 1998:179)。接受更多年的教育,通常會愈晚進入就業市場以及婚姻。在臺灣的新婚者中,第一胎極低的避孕比例顯示婚姻跟生育的強烈關聯性(Rindfuss and Morgan 1983)。這種關聯性意味著未婚狀態與生育的負面關係。在1980年代,晚婚導致第一胎與第二胎的低生育率,進而減低臺灣總生育率(Feeney 1991;駱明慶 2007)。然而,雖然晚婚以及延後生育減少了一定比例的生育數,研究顯示在歐洲許多國家的完整總生育率(the complete total fertility rates)仍舊低於生育替代水準(Lesthaeghe and Willems 1999)。臺灣生育水準,縱使經過調整生育步調(tempo)得到的推估,顯示仍低於替代水準(王德睦、劉一龍 2008)。因此,延緩生育可能只是導致超低生育率的原因之一。
資料、變項與方法
Ryder(1980:189-202)主張生育具有集體特徵,應當在系統層次進行分析,而非個體層次。因此,本研究使用集體的縣市以及鄉鎮層次資料探討社會及經濟條件決定因素對生育的影響。方法學與政治學家Hayward Aker、研究東亞生育率的Dudley Poston Jr.,以及社會學家Stanley Lieberson都指出本質上具有時序性的社會經濟變項與生育率的關係,是可以用橫斷性的資料來探討的(Poston 2000;Alker 1969;Lieberson and Hansen 1974)。在該研究發現中也顯示時間序列分析若未區分年齡世代,會造成單身率與生育率正相關的虛假關係。資料來源包括民國六十三年與民國八十七年到九十一年的中華民國臺閩地區人口統計,以及主計總處的統計資料庫。依變項為總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s),自變項包括男性失業率、女性勞動參與率、高等教育比例(該地區15歲以上人口中接受大專以上高等教育的比例),以及單身率(該地區15歲以上人口中未婚的比例)。為了瞭解數十年社會及經濟條件變化的影響力,此研究使用兩個時間點, 1974 年以及 2002 年前後的資料加以比較。1974年代表生育率高於替代水準,2002 年代表超低生育率水準。1974年資料包含15縣以及5個省(直)轄市。2002年資料綜合1998年到2002年15縣以及7省(直)轄市平均資料。選擇2002年前後社會經濟變項平均值的原因是,除了嘉義縣與苗栗縣自1998年以及新竹市自1999年開始的生育補助,大部分縣市從2003年以後陸續全面提高生育補貼措施,補貼的有無以及差異影響了各地區生育水準,因此資料僅以2002生育率低點為限。而為了避免資料受到波動影響,因此採取1998年到2002年的平均值。由於地理上以及經濟上明顯異於臺灣本島,所以澎湖、金門,以及馬祖三個地區被摒除於分析之外。而初步分析過程也顯示,包含此三縣資料時,明顯地造成多數變項常態分佈上的偏態問題,違反 OLS 迴歸模型預設。在各個OLS 迴歸模型中,為求檢驗自變項的關聯,使用 Stata軟體的vif 指令檢定後,顯示沒有多元共線性的問題。
第一步分析中,使用 OLS 迴歸模型來比較社會與經濟條件對生育在1974年與2002年的相對影響力。依變項是總生育率(TFR),代表生育水準。分析中包含四個自變項。兩個是社會條件,另外兩個代表經濟條件。縣市的高等教育比例以及單身比例代表社會發展指標,而男性失業率以及女性勞動參與率代表經濟影響力。以往研究指出教育與晚婚對生育有負面影響,因此假設教育與單身對生育有負面影響。為求符合常態分配預設,1974年的高等教育率變項被轉換為對數值。男性失業率假定對生育率有負面影響,而女性勞動參與率被視為對2002年生育率有正面影響,但是,根據以往研究,對1974年生育率沒有顯著影響。
由於在1974年縣市樣本數只有20份,而在2002年只有22份。此種小樣本數的條件在分析因果關係統計顯著性時容易產生較高的不確定性。較妥適的辦法是提高樣本數。然而官方的失業率以及勞動參與率的經濟資料只及於縣市層次,而缺乏鄉鎮層次。因此無法直接從鄉鎮市層級檢視經濟條件對生育率的影響。是故,在第二步驟,階層式線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被運用於進一步檢驗,在縣市層次的經濟條件和在鄉鎮層次的社會因素如何影響2002年在鄉鎮層次的生育率。在2002年鄉鎮層次的樣本有352份,包含鄉鎮,縣轄市,以及省(直)轄市行政區。由於基隆市只有2區,臺中市只有3區。基隆市與臺中市分別被併入臺北縣以及臺中縣。 在二層次分析中,第一層包含 352個樣本,第二層包含20的樣本。
研究發現
表1顯示1974年以及2002年在縣市層級的總生育率以及經濟社會條件。1974年縣市總生育率平均2.99,最大值3.36,最小也有2.38。到了2003年,縣市總生育率僅有1.23,最大值只有1.63,最小值0.95,都遠低於人口替代水準。經過變項的比較,在經濟變項方面,本研究選擇不會導致多元共線問題的男性失業率以及女性勞動參與率進行分析。男性失業率從1974年只有2.96,上升到1998-2002年各縣市平均4.18。各縣市女性勞動參與率從1974年42.45,略升到1998-2002年的45.67。在社會條件方面,1974年縣市高等教育率平均只有1.27,到了1998-2002年平均則上升到21.08,增幅極大。而1974年各縣市的單身率平均是60.34,1998-2002年平均則是33.48。1974年的單身率高於1998-2002年,原因可能是戰後嬰兒潮生育率較高,在1974年時15歲以上人口有許多年滿15歲單身未婚者,但仍未到初婚年齡,因此導致該地區單身比例高。歷年人口資料也顯示單身率呈現逐年下降趨勢。以時間序列分析,則會導致單身率與生育率正相關的問題。因此,以兩個橫斷面資料去比較,能夠避免年齡世代的影響,適當地正確呈現因果關係。
--表2呈現1974年的迴歸模型,在模型1中,1974年的男性失業率對總生育率有顯著的負面影響,男性失業率愈高,總生育率愈低。然而,在模型2中控制高等教育率後,男性失業率的效果被取代而變得不顯著。高等教育率對總生育率有顯著而負面的影響,高等教育率愈高的地區,總生育率愈低。女性勞動參與率對生育率也缺乏顯著影響。在模型4中,單身率對生育率的影響未達統計顯著水準。在模型3中,對數後高等教育率影響生育率的標準化係數是 -0.815,大於其它自變項。意味著在1974年,高等教育率對生育率的影響力最大。結果顯示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教育曾經是決定生育水準最重要的因素,勞動參與率以及失業率等經濟條件,在1974 年並非扮演關鍵性角色。同時,代表晚婚效果的單身率,也欠缺顯著的影響。
--到了新世紀的轉折點,經濟與社會條件對總生育率的影響有著不同的轉換。在表3中,從1998年到2002年平均男性失業率對總生育率有顯著的負面效果。對臺灣各縣市而言,1998到2002年平均男性失業率愈高,該地區的總生育率則愈低。 再者,根據所有自變項的標準係數,與其它社會經濟變項相較,男性失業率對生育率的影響最大。高等教育率對生育的影響力居次。一個縣市地區的接受高等教育者比例愈高,生育率就愈低。而值得注意的是,高等教育比例在1974年對生育率的影響力最大,但是在2002年,男性失業率取代高等教育率而有最大的影響力。另一項有趣結果是,在控制高等教育率時,1998年到2002年平均婦女勞動參與率對生育率有統計上顯著的正向影響。再者,單身率在1974年時對生育率沒有影響,但1998年到2002年縣市平均單身率對生育率卻有顯著而負面的效果。而單身率的提高,可以歸咎於晚婚以及獨身主義,也都直接間接影響生育率。
--比較不同模型中單身率的標準化係數,顯示單身率與高等教育率以及男性失業率有所關連。當控制男性失業率以及高等教育率,單身率對生育率的影響力相對弱於其它兩個自變項。再者,女性勞動參與率只在高等教育率納入模型中控制時,才具有顯著性影響力。由於縣市層次小樣本數性質,無法將四個變項同時納入一個模型中,了解這些決定因子對生育率的相對影響力。因此第二階段將把所有社會經濟變項納入二階層的線性模型中,第一層包括鄉鎮市層級資料,第二層包含縣市層級資料,探討因果關係。
階層線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
階層線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
--表4顯示,在模型1中,層級間關聯(intra-class correlation),代表生育水準在縣市層級間的變異比例,係數 0.5343,顯示有 53.43% 的生育率變異發生在縣市層級,而有46.57% 的生育率變異發生在鄉鎮市層級。換言之,有較多的變異程度必須在縣市層級上尋求解釋。表中顯示對於 τ00 的 Chi-squared 檢定的數值是295.21,自由度19。意指 τ00的數值(0.0304)顯著不等於0。因此,生育率在縣市層級上有顯著的變異。此變異數分析模型(ANOVA model)建議在縣市層級進一步分析的必要性。因此,將經濟及社會變項引入模型2來解釋鄉鎮市的生育率。
--在模型2中,在鄉鎮市層次加入取對數後高等教育率、單身率,在縣市層次加入男性失業率以及婦女勞動參與率。結果發現所有四個自變項對生育率的影響在統計上都顯著。男性失業率、取對數的高等教育率,以及單身率對生育率有負面的影響,而女性勞動參與率對生育率有正面的影響。階層線性模型中與多元迴歸呈現相似的結果。意味第一步分析中的多元迴歸模型縱使樣本數小,但卻有穩健(robust)特性。所有社會因素在現代化過程中對生育有負面影響。經濟條件在2002年比在1974年變得更具影響力。男性失業率對生育率的影響最大。在男性失業率無法下降的情況下,女性勞動參與率的提高,有助於改善經濟條件,提升生育率。
再者,在縣市層次的變異數τ00數值,從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模型(ANOVA model)中的0.0304降低到隨機模型中的 0.0022。被解釋比例(R2*)是 0.9276,顯示92.76% 縣市之間生育率的真正變異量幾乎是由經濟因素所決定。而鄉鎮市層級的變異數 σ2 由0.0265降到0.0086。因此,鄉鎮市層次的變異數(R2*)之中降幅比例是 0.6746,意味鄉鎮市層次 67.46% 的變異量大半由鄉鎮層次的社會因素所決定。 截距及斜率的殘差變異數τ00、τ10,及τ20都達到顯著,顯示截距以及兩個斜率仍有顯著的一定比例殘差變異量須尋求解釋。因此,將來可引入其它變項來解釋截距以及斜率中的其它變異量。模型3,使用男性失業率以及女性勞動參與率來預測高等教育率以及單身率的斜率,並沒有呈現統計顯著性。顯示經濟條件對社會因素並無直接顯著的影響。
討論
此項研究中的三項分析顯示,在1974年,教育水準是決定生育率下降的主因,而婚姻與經濟影響力則較不明確。換言之,在發展過程中,生育率下降主要歸因於大眾教育的擴展。教育藉由新價值、新觀念的推展對降低生育率產生極大影響力。其中可能包括對理想家庭規模的宣導,譬如說「兩個孩子恰恰好」的宣傳口號。另外,也可能包括推廣家庭計畫,尤其是避孕方法的使用,因此得以降低生育率。這些都符合生育轉型或財富流動理論強調價值改變的效果。在經濟條件方面,在1970 年代,臺灣社會仍處於初級發展階段,大多數婦女從事家管。在1978年,相較於臺灣整體78%的男性勞動參與率,婦女勞動參與率只有39%。而且在1980年,失業率相當低,僅1.23%。這些都補充解釋了經濟因素對生育缺乏顯著影響。相較之下,在21世紀初,失業率上升到二十年前的四倍。男性失業率對生育率的衝擊超越高等教育率的效果,縱使教育仍扮演影響生育水準的社會價值角色。當男性失業率從1996開始上升,在2002年達到5.9%,經濟壓力急遽增加。在此壓力下,總生育率因此跌落至遠低於期望家庭規模之下的1.24。
相似於其它較為發展的國家,2002年臺灣女性勞動參與率對總生育率有正面影響力,而非如同在1970年代時缺乏顯著影響。臺灣在1996年後經歷了多年的經濟成長率下降,以及急遽升高的失業率,但卻缺乏類似歐洲國家在1990年代較完整的幼童照顧與津貼的社會政策。高等教育率提高促使婦女勞動參與率上升,而持續上升的男性失業率也可能迫使婦女投入勞動市場,更增加了這種趨勢。婦女勞動參與率上升實質上減輕家庭經濟壓力,補償男性高失業率所造成生活成本的匱乏。因此能增進生育水準。
單身率在1974年缺乏對生育顯著的影響力可能因為當年絕大多數婦女都結婚生子。而2002年單身率對生育率的負面影響則隱含著晚婚以及單身主義的意義。晚婚可能源自於高等教育取得以及經濟困局的影響。經濟條件不穩定延後初婚年齡,也影響第二胎以上生育率,也可能因此影響總生育率。
高等教育率自1970年代至今依舊維持對生育水準顯著的影響力。其影響力在1974年時強過男性失業率,而在2002年弱於男性失業率。結果顯示高等教育率是一項有效的社會發展指標,而不識字率在較高度發展的社會條件下已不適用[1]。教育的影響根本上反映人口轉型理論的假設,意即教育重塑社會價值。它形塑民眾現代化態度,形成小家庭規模的偏好。它的影響在於使生育水準下降至期望家庭規模的生育水準,可以被界定為造成自願性生育率下降的原因。當生育率降低到理想子女數水準之下時,則不是觀念改變的影響,而是經濟不穩定與經濟危機的緣故,其中包括臨時契約工作、低度就業,以及失業的影響。因此,在經濟壓力下臺灣的低生育率本質上是非自願的。 總結而言,這項研究顯示高等教育率相較於不識字率,是較適合的教育指標。再者,經濟與教育對生育率的影響力在今昔不同發展階段主要、次要關係已然易位。在21世紀的臺灣,若仍舊依賴家庭計畫宣導及口號,試圖提高生育率的措施恐怕事倍功半,成效不彰。主要根源應當提供養育資源,包括從解決經濟困境,改善工作條件著手。降低失業率、消除超額工時,以及低度就業等負面原因,並提高就業穩定度以及薪資水準。其次,則應輔以社會政策面的長期育兒津貼,兒童照顧等社會福利政策,方能有效提升生育水準。
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再者,在縣市層次的變異數τ00數值,從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模型(ANOVA model)中的0.0304降低到隨機模型中的 0.0022。被解釋比例(R2*)是 0.9276,顯示92.76% 縣市之間生育率的真正變異量幾乎是由經濟因素所決定。而鄉鎮市層級的變異數 σ2 由0.0265降到0.0086。因此,鄉鎮市層次的變異數(R2*)之中降幅比例是 0.6746,意味鄉鎮市層次 67.46% 的變異量大半由鄉鎮層次的社會因素所決定。 截距及斜率的殘差變異數τ00、τ10,及τ20都達到顯著,顯示截距以及兩個斜率仍有顯著的一定比例殘差變異量須尋求解釋。因此,將來可引入其它變項來解釋截距以及斜率中的其它變異量。模型3,使用男性失業率以及女性勞動參與率來預測高等教育率以及單身率的斜率,並沒有呈現統計顯著性。顯示經濟條件對社會因素並無直接顯著的影響。
討論
此項研究中的三項分析顯示,在1974年,教育水準是決定生育率下降的主因,而婚姻與經濟影響力則較不明確。換言之,在發展過程中,生育率下降主要歸因於大眾教育的擴展。教育藉由新價值、新觀念的推展對降低生育率產生極大影響力。其中可能包括對理想家庭規模的宣導,譬如說「兩個孩子恰恰好」的宣傳口號。另外,也可能包括推廣家庭計畫,尤其是避孕方法的使用,因此得以降低生育率。這些都符合生育轉型或財富流動理論強調價值改變的效果。在經濟條件方面,在1970 年代,臺灣社會仍處於初級發展階段,大多數婦女從事家管。在1978年,相較於臺灣整體78%的男性勞動參與率,婦女勞動參與率只有39%。而且在1980年,失業率相當低,僅1.23%。這些都補充解釋了經濟因素對生育缺乏顯著影響。相較之下,在21世紀初,失業率上升到二十年前的四倍。男性失業率對生育率的衝擊超越高等教育率的效果,縱使教育仍扮演影響生育水準的社會價值角色。當男性失業率從1996開始上升,在2002年達到5.9%,經濟壓力急遽增加。在此壓力下,總生育率因此跌落至遠低於期望家庭規模之下的1.24。
相似於其它較為發展的國家,2002年臺灣女性勞動參與率對總生育率有正面影響力,而非如同在1970年代時缺乏顯著影響。臺灣在1996年後經歷了多年的經濟成長率下降,以及急遽升高的失業率,但卻缺乏類似歐洲國家在1990年代較完整的幼童照顧與津貼的社會政策。高等教育率提高促使婦女勞動參與率上升,而持續上升的男性失業率也可能迫使婦女投入勞動市場,更增加了這種趨勢。婦女勞動參與率上升實質上減輕家庭經濟壓力,補償男性高失業率所造成生活成本的匱乏。因此能增進生育水準。
單身率在1974年缺乏對生育顯著的影響力可能因為當年絕大多數婦女都結婚生子。而2002年單身率對生育率的負面影響則隱含著晚婚以及單身主義的意義。晚婚可能源自於高等教育取得以及經濟困局的影響。經濟條件不穩定延後初婚年齡,也影響第二胎以上生育率,也可能因此影響總生育率。
高等教育率自1970年代至今依舊維持對生育水準顯著的影響力。其影響力在1974年時強過男性失業率,而在2002年弱於男性失業率。結果顯示高等教育率是一項有效的社會發展指標,而不識字率在較高度發展的社會條件下已不適用[1]。教育的影響根本上反映人口轉型理論的假設,意即教育重塑社會價值。它形塑民眾現代化態度,形成小家庭規模的偏好。它的影響在於使生育水準下降至期望家庭規模的生育水準,可以被界定為造成自願性生育率下降的原因。當生育率降低到理想子女數水準之下時,則不是觀念改變的影響,而是經濟不穩定與經濟危機的緣故,其中包括臨時契約工作、低度就業,以及失業的影響。因此,在經濟壓力下臺灣的低生育率本質上是非自願的。 總結而言,這項研究顯示高等教育率相較於不識字率,是較適合的教育指標。再者,經濟與教育對生育率的影響力在今昔不同發展階段主要、次要關係已然易位。在21世紀的臺灣,若仍舊依賴家庭計畫宣導及口號,試圖提高生育率的措施恐怕事倍功半,成效不彰。主要根源應當提供養育資源,包括從解決經濟困境,改善工作條件著手。降低失業率、消除超額工時,以及低度就業等負面原因,並提高就業穩定度以及薪資水準。其次,則應輔以社會政策面的長期育兒津貼,兒童照顧等社會福利政策,方能有效提升生育水準。
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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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註:此研究亦檢驗在控制高等教育率及男性失業率之下,1998到2002年平均不識字率對生育率影響,結果顯示缺乏顯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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