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間:2012年6月2日(週六)15:30~17:00
- 地點:南華大學雲水居1樓國際會議廳
- 主持人:周平(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兼系主任)
- 與談人:
周平老師:
今天是「第十屆意識權力與教育-高等教育的資源分配與社會正義」的最後一場圓桌論壇,討論內容會刊登在跨界電子期刊。
高等教育是一個教育現象,但卻不只單單是個教育現象,它影響整個社會,但社會卻不一定了解它所帶來的影響。它也激發了一群相對年輕的學者出來組了高教工會,希望透過實踐,重新定位教師是勞動者的角色,爭取權益、勞動上的改善、勞動尊嚴等,也提到體制下的學術自由以及校園民主的問題,當然更重要是學生的受教權利。
當然很多人會疑問,你們條件已經不差了呀?做老師為何要追求階級利益?我們應該如何說服社會,其實高教也深深傷害這社會。如青龍老師所說的,這十年來是不是一灘死水?受害的絕對不只高教、臺灣教育或學術,甚至是政治、文化都有影響。先請熊瑞梅老師發表您的見解。
今天是「第十屆意識權力與教育-高等教育的資源分配與社會正義」的最後一場圓桌論壇,討論內容會刊登在跨界電子期刊。
高等教育是一個教育現象,但卻不只單單是個教育現象,它影響整個社會,但社會卻不一定了解它所帶來的影響。它也激發了一群相對年輕的學者出來組了高教工會,希望透過實踐,重新定位教師是勞動者的角色,爭取權益、勞動上的改善、勞動尊嚴等,也提到體制下的學術自由以及校園民主的問題,當然更重要是學生的受教權利。
當然很多人會疑問,你們條件已經不差了呀?做老師為何要追求階級利益?我們應該如何說服社會,其實高教也深深傷害這社會。如青龍老師所說的,這十年來是不是一灘死水?受害的絕對不只高教、臺灣教育或學術,甚至是政治、文化都有影響。先請熊瑞梅老師發表您的見解。
熊瑞梅老師:
我先簡單講幾個現象,我上任到現在一直很關心高教看到的不平等,尤其在私立大學部分,因為我在私立大學也待過一陣子,了解這種感覺。但我們必須去看客觀的事實,並思考可能的策略,我們要減少情緒,並有組織的思考問題。我們可以發現私立大學報考人數是快速下降,公立大學也是一樣,但它甄試上升了,所以最想念社會學的那些人都跑去公立大學了,所以我們私立大學研究所、碩士班要有什麼特色?要怎樣調整學生需求,因為要面對的學生不是公立大學那些要專業念社會學的,這是我們的挑戰!再來就是我今天聽到的,南華大學的教育社會學系被整併,那我就問老師是心肝情願的呢?還是被迫?因為下一波少子化就是很多學校必須面對的問題,這是我們工會也需要關心的。將來學校給壓力,我們是否要有幾個步驟,有立刻反應的機制來協助系可能要被整併的問題,學會主要目的就是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第三是有關課程創新,我們一直抱怨我們是基礎科學,不如讓我們的科學變成人家一定要的科學,非社會系有各種組合可能,像中正那麼大的學校,有社福、勞工,卻看不到臺灣社會學的期刊,念社工卻不用念社會學這也是天下奇聞,私立學校一定要與社區以及附近的相關大學資源互通有無發展出幾個可能的方案,這是我的看法,謝謝。
戴伯芬老師:
站在高教工會立場,我分享一些今天聽到的想法。首先要問高教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勞動?這牽涉到許多在高教工作的同仁、助理、非典雇用,我想大家都是靠出賣勞動力來換取薪資,那為什麼在高教工會推動的時候,很多人會覺得我是教授,我怎麼可能是勞工,我們想像的勞工是過去藍領的勞工,或是戒嚴時期為了自己利益所引發的勞工運動。所以我們這波的覺醒,不只是要意識到我們是受剝削的勞動階級,更重要的一點是如何從異化的高教勞動中覺醒,遠比爭取制度公平性更重要。工會成立以來一直有疲於奔命的感覺,學費高漲、法人化、國科會弊案等等,我們都在面對制度公平性問題。但為什麼我們不能從自身做起,改善大學教授的生存環境?
一開始我試著跟幹部提出,我們是否要在高教辦我愛紅娘活動?宅男宅女那麼多,但生命經驗貧乏,為什麼我們不推動會員的幸福?另外我想推的是高教裡面的勞教,我們今天所教的學生有八到九成都會變成勞工,不管理工或是人文,其實連人文學科的學生都沒有上過勞動的法規,而勞動是憲法以降付給所有人民基本的權益之一,但我們在座多少人知道勞動三法?可能都不知道。所以臺灣工會在面對資本家、政策時表現如此不振,是因為我們沒有讓勞工組織起來,其他各類的工會自然也會經營得很辛苦,要是我們可以發揮高等教育裡面基本勞教的功能,比照性別平等法,放入勞工教育,讓高級知識份子擁有勞動意識,如此我們才有可能組織工會,對抗資本剝削以及國家壓迫。這些是我自己的期許,當然現階段還是困難的,還在磨和階段,許多理事、會員對工會都還有很多想像,而這種想像也正是在新工會的精神,我們就是要建立一個平臺,讓更多聲音可以交會,並形成集體的行動。回到最重要問題,高教到底是怎樣的勞動?還是要回到一個人的社會實踐,以及一群知識份子如何進行社會實踐來思考,這是我一整天會議的心得。謝謝。
周平老師:
整理一下如熊老師所提到的,我們要做一個客觀的分析,系上要考慮到學生的需求。學會都是可以協助努力的。課程創新跨校合作也是努力的目標。戴老師提到勞動的問題,最近學到一個新名詞「角色超載」,還有我愛紅娘,我會第一個報名。勞動教育的確是需要思考的,性別教育已經慢慢受到重視,同理我們都是勞動者為什麼不能變成基礎教育呢?用「新工會主義」定義我們現在做的事情,不會只停留在利益保障、自我保存上,而是更高位階去思考社會可能性。
陳惠敏老師:
我講兩個部分,第一個高教改革似乎只是一個貴族活動,因為沒有淒慘到哪裡去,但高等教育改革其實是社會的集體想像,如果透過社群經驗,單一危機可以扣連有特殊性的人,當成發出危機的聲音,表示是整個社會透漏的危機,透過這方式的解決,會變成一種共通的解決辦法,這是集體狀態而不只是解決高等教育的問題。
如我們這種非典雇用,或是還在找工作的博士後,我們其實有一些比較積極的想法,從博士班開始就有接通識教育的經驗,每個學校排班表都十分辛苦,甚至想自己成立合作社,可以大家把自己的班表排好,讓大家不會疲於奔命。其實通識改革很多學校多在做,但如果既有通識老師是兼任而非專任,那可能會僵硬,現在改革就是由各系所去提供,每個老師就會想通識就要簡單親民,專業就是在各系所教,但在通識概念其實非如此,那單脆我們就成立兼任教師合作社,將通識課從各學校外包出來,反正現在很愛聘僱制,我們也會講究勞工福利,定期休假進修,如果是要寫論文我們還可放一年的假,給他錢,所以其實我們會有一些聽起來荒謬,但很有可能實現的想法。因此另外我們想跟社會對話,例如學術期刊對話程度真的很低,我們蠻想著手進行社會書的撰寫,把刊物轉譯成容易理解的方式,展現社會學家的觀察以及願意對話的態度。最後我想說,我們有個機會以前是談論私領域的強大,但我們現在缺乏一個社群感,雖然大家相異,但我依舊有社群感,我們資淺的這一輩,其實可以跨越既有體制的限制,我做文化社會學,同學做組織、經濟,但我們可透過原有的網絡在某個時刻上可以有集結的動作,這是比較有機會的可能性想像。
周平老師:
高教改革背後的意涵,是社會集體的想像,我們討論中有人提到教育市場化、私有化等等,這是社會想像,但說不定有不同道路公共化、公益化,這背後其實是社會想像的論辯,高教改革不只是追求老師利益而已,而是社會前途。非典雇用的也提出許多作法,如合作社,這真的很有趣!待會可以對話一下。再來我們已經離開社會太久了,寫作不要太抽象,理解門檻降低實質的對話,社群在大家心中的認同不見了,這是我們要努力的。接下來請國聖。
張國聖老師:
高教體系的沈淪,大家都從不同角度剖析,我看來有四方面高教體系的沈淪。第一就是市場化的發展,大家提了很多我就不多發言。
第二層面,在我國在高教體系裡有官僚資本主義的共生利益結構或集團,這共生利益集團的穩定存在,我們過去研究太少,不管是社會學界、政治學界,我實際經驗官僚資本主義的共生利益結構是超越黨派、行政、立法、司法,瀰漫在高教體系裡的集團,主宰偉大高等教育政策的運作,這是沈淪的主要因素。
第三高教沈淪,是我們臺灣那麼久民主化的無能,我常想這種事情怎麼可能在臺灣發生,很不可思議,我反省是民主化的無能,政治性民主化的無能,沒有人認真處理教育,所有問題都有短效方案,只有教育問題沒有,但偏偏政治民主化提出來的都是短效方案,短效方案都是美麗的詞藻,丟出來滿足一部分的反對聲音,長久下來卻變大災難,讓官僚資本主義游刃有餘。第二的無能是校園民主的無能,校園裡不同權力位置不對稱情形,校園民主在地化民主化失敗,或是民主化假象,在不同領域都可以看出來,比如說從求職,國內博士跟國外博士,國外博士還分歐美、亞洲,先進國家博士學歷,這裡權力位置結構不對等產生民主化權力不對等,那助理教授、副教授、講師這在民主化位置權力不對等,專任教師跟非典雇用也有不同角色,甚至不是一個主體,校園民主化無能應該有重新的思考。
第四高教體系的沈淪是來自高教工作者沒有意識,我教書十五年,我開始反省自己的權力是這五年的事情,過去十年很長時間我們是很守本分的,在位置上安份守己做自己的事,教書輔導學生做研究開發議題,沒有太多思考跟學校的關係,以及高教議題,我甚至做過學校的行政主管,我也只管行政工作,沒有思考我跟學校、同事,系跟系之間關係,國家產業發展中我們的角色。我還是學法政的人,如果連我們這種專業的人,但我不做教育研究,所以我自然會忽略,在反省中發現其實是大多高教體系工作者都忽略了,因為我們安逸很久,比較好待遇、社會位置、自主性、安排生活,但突然發現你過去習慣有的資源跟穩定結構都變動被拆解了,但你毫無能力把他找回來,這種覺醒是我們沈淪的原因之一,所以我們要行動。
第一我們需喚醒高教的意識,包含兩個,第一我覺得是大學精神的復興,我們需要怎樣的大學?教育部給我們的是「追求卓越」,現在我們要提出其他思考,我們鄰近國家也都在思考,有些走出了不錯、創新的模式,而我們國家難道只有追求卓越嗎?我自己研究上已經知道那是假的東西了。第二作為教師人權的角度,人性尊嚴的新啟蒙,過去追求卓越迷思裡,我們太因應官方、大學菁英者、社會期待的大學教師,我們把自己設定為他們要的,我覺得這是錯的,我們要站出來我們要怎樣的大學,大學其實在我們身上,沒有了我就沒有大學,大學就是老師,再偉大的校舍、再好的設備,知識還是在老師身上,過去老師不敢說出要怎樣的大學,我要怎樣的老師環境,長久以來知識份子不敢在這方面表達我們的主張,我覺得這是教師自我人性尊嚴的啟蒙,應該被喚醒,關心自己跟體制、同儕、社會的關係,找出新的路,因為我們不思考下一代是沒有未來的。
第二行動,我們要揭露官僚資本主義的結構,在教育資訊裡教育部有好多資料是不公布的,哪個學校不好他從來不公布,他扣了哪些錢、做什麼處罰,他公布了評鑑缺點,上了新聞說被減招,事後很多都沒有被減招,這系不好我扣你多少錢,新聞見報關心完就算了,按造程序單位就開始申訴,提出補救措施再開會,透過救濟又把之前的資源都還給他,甚至還給他更多。這種資訊很多做行政工作主管他都知道,這也是周平那篇二春教授的主題,為什麼私立大學喜歡找國立大學學閥來做主管位置,就是扮演這種功能,我們就是要揭露,這說來話長,我們要在不同領域裡面要求高教的資訊都有很高的公共價值應該要被充分揭露。
第三行動改變的方式,因權力不對等,所以我們要重構課責體制,透過修法,比如說現在那麼多老師胡做非為,但是集體共犯,只要掌握一定人數就可以宰制特定的人,但他犯的錯、做的決議違法,將來被撤銷,被發回來還是他重新做一次,但這情何以堪?所以你做錯決定要負責任。這方面我有些想法,但工程很大,大家可以具體會議行動,把相關法治包括大學法、教育條例相關法治一起推動,以上我簡單報告。
周平老師:
這邊有很多重要觀察。第一點新自由主義市場化,但從第二點看起來,很多新自由主義根本是偽市場,特別是官僚資本主義共生的結構,超越黨派主宰高教運作績效,為何可以為所欲為?因為校園民主化、整體民主化好像讓我們更無能,這問題可大了,很多系統性亂象,讓個人很無力,我們已經去政治化了。最後我們要勇於發言勇於對抗,喚醒權力,大學精神復興運動。再來對教師人性尊嚴,變成訓練有素的狗,體制重構是很重要的。
翁裕峰老師:
剛剛提到對大學集體想像是什麼?也回應熊老師提到社會學不是只有在社會學系可以發展,重點在要把語言做轉譯,變成多數人可以理解想像的,或許我們接下來要做的就是這件事,大家期待的大學是什麼?除了市場競爭之外,市場競爭的根本價值是什麼?才讓社會不只對內部甚至國際也有競爭力,這可能不是純粹用傳統的資本主義思考,賺錢是第一要務、先有工作才有未來,這是異化勞動造成的後果,科學園區、血汗醫院、教育場所都有例子,當科學園區變成這樣,廠商也要負社會責任,他用低成本勞動讓消費者買到便宜的東西,但消費者買得安心嗎?所以有社會企業責任的呼聲出來,蘋果被迫開放下游工廠被檢查,醫療部分病人真的有好的品質嗎?也被檢查了。那高教呢?品質有因為這樣被改變嗎?如果花了那麼多錢臺大排名只往前跳了一名,那算什麼?問題是錢不夠嗎?而是裡面的結構過程出了問題,我們要指出進入世界百大、五百大的的大學,我們不是沒有人才,人才太多了,但透過控制發生導致人才無法發揮,影響不只老師工作權,而是臺灣整體競爭力,不會上升,只會追求填飽管理學院想要的東西,但什麼是我們想要的東西?
這樣想法底下另外的例子,是不是管理、工科、醫學才是重要需要被投資的,人文社會科學不需要?牛津大學學費在碩士班、博士班,只收三分之一學費,但商學院有錢的很抱歉,會收到一萬或兩萬,但要是哲學社會學他只收六千磅,他關心的是怎樣有品質,這樣才有市場的競爭性。可以討論要如何資源分配,分別對前段大學、後段大學分別的影響是什麼?前段大學在這狀況下健康可能會出問題,提早離開勞動市場,斷送未來學生受教品質,整體社會研究能量的存續,那若後段老師疲於奔命,可能沒辦法好好教書,對應大學法裡面是工作,輔導、服務、研究、教學,樣樣都要會每樣都要平均,我們怎麼有那麼多時間可以做那麼多事?
在義守時候我是抗拒做輔導工作,拜託你把導師費拿去,一個人一個月可以有一兩千塊,三四百老師加起來幾十萬,不能用這些錢去聘專業的輔導老師,做輔導工作呢?為什麼要把這些工作放到老師身上,做一個沒有效率、浪費時間、降低勞動品質、損害學生教學品質,最後損害整體臺灣競爭力的工作呢?我無法想通。
我們必須用實際例子,反差的方式,讓整個社會知道即使我們的大學危機是在未來,但人才庫為什麼會下降?蔣偉寧他講對了,但只有在美國的部份,他根本沒有心思在臺灣上面,那麼多老師難道他的博士學位是假的嗎?不可能吧!那博士學位代表有一定品質的研究能力呀,那是臺灣重要資產,但透過制度他把這些人才糟蹋掉一大半或某部分,尤其是年輕部分,那臺灣還有什麼未來?我覺得我們需要把實際例子讓大家知道,原來我們對大學集體想像已經變,不是以前那樣。
周平老師:
延續剛剛熊老師提到的,社會學應該擴大他的影響力,以及思考什麼叫做大學。很多人會相信自由化、國際化,這都是好事,但很多字眼前面都被加上了「血汗」兩個字,血汗醫院、血汗工廠,自由度原來是嚴重自我剝削的結果,整體競爭力嚴重受到侵害,沒有進步反而是沈淪了。現有體制之下對大家健康、研究、學生受教權。
劉育成老師:
剛剛那兩位感覺真的有很多東西想要談,所以他們在說的時候,我也一直在想我的憤怒在哪裡?但我真的好像沒什麼憤怒。但我在Facebook上很憤怒啦,看到有些文章、新聞,有時候會很憤怒。看到這些現象我都很不懂。談到高教我覺得無奈、無力。我專任工作在政大,是非典型雇用,要教課、要做行政、輔導,但我無力的是說,我沒辦法乖乖做教學的事情,因為工作不太穩定,所以會想要做研究,但這樣會很麻煩,因為我們在教學與學生互動上要花非常多時間。有老師文章也有提到大學專案教師的管制,跟專任是不一樣的,對博士後也一樣,他甚至要打卡上下班,八點到八點半你就是要打卡,晚上五點左右下班,但有時候你看書寫書,你會利用晚上自己做時間調配,上班時間其實不適合做研究,比較適合做教學與行政,但也還是要寫東西。學術這個工作不錯,來自於要是我好好教學,我聽到學生反應很好,這不錯來自於他們的正面回饋,我們常聽到在我們自己的專業系所都沒有辦法,老師都不願意這樣帶,不願意花時間在學生身上,那學生到底需要什麼?到底需要老師在上課把東西交代完就離開,還是學生需要其他東西是專業系所沒辦法給的?每次聽到正面回饋,終於做到他們在自己專業系所甚至導師課所忽略的事情,但我還是得花時間做研究、寫文章,無力感還是比較多。
想回應兩位老師,我一直在思考大學精神,學生到底要什麼東西?我們老是在講教育跟勞動市場的理解,學生都說學的東西以後不能用,包括臺大前進一名代表什麼?他不前進又有什麼影響?他前進要花多少社會成本,好像人民都很開心,覺得在世界、學術好像有什麼好成績。這很弔詭,一般民眾其實不會知道我們花了多少社會成本在這上面,但最後成果他們很高興,所以當我們站出來要爭取自己權力的時候,他們無法理解為何當老師還要做這些,很多朋友都跟我說你已經夠好了,又不用加班,也不用被老闆罵,因為一般人完全無法理解教師是勞工,教師也要爭取權力。之前臉書談德國的罷工行動,警察跟著也罷工,對我們來講一樣,我們無法接受警察罷工,跟在地社會無法接受教師爭取勞動權力,這背後其實有很多連結性,待會可以討論。
周平老師:
專案教師的多重負擔,但至少在教學互動上認真付出學生回饋,是一般專業學者沒有的。大學精神到底是什麼,其實十八十九世紀也很多人在談,這是以上與談人的想法,現在大家可以發言。
Q&A時間
龍先生:
通識教育在臺灣高等教育其實扮演核心角色,甚至勞工意識的概念,自己生存意義的保存,在高等教育、以及從小到大的教育,其實都沒有談到,甚至基礎醫療、基礎自我保養,在十二年國教、九年國教裡面,他從來沒有涉及作為基礎社會人他需要的是什麼,反而教了太多考試的東西,進大學後又太過強調很多專業知識,以及進入社會所需要的技能,而忘了做為一個人以及學術所需要的素養。
所以勞工教育是應該納入通識教育,歡迎外校外系老師參與通識教育,這是未來趨勢,但也可能讓學校主政者把通識虛級化的藉口,所以我認為應該兩者並齊,通識本身要有專業老師,才願意為通識付出努力,第二擴大參與面,邀請校內其他系所老師加入。謝謝高教工會三個月以來的推動,我已經申請了希望有機會加入。
從古到今工會成立之初,最大的阻力都不是來抗爭的對方,而是同仁,所 以我們要如何去說服彼此周遭的高教老師,讓他們認同我們的理念,組織成我們真正要的力量出來,這是我們最重要的一步。大學老師是一群散沙,如何團結是我們需要思考的。
周平老師:
通識是需要自主性的。上一波的系所專業評鑑,嚴重的讓通識教育主體性給分解掉了,因為為了專業系所生師比,把通識的專業老師都安插到各系去了,傷害到現在都還存在,雖然下一波評鑑會同時評鑑通識跟專業系所,但我相信大部分學校還是會先犧牲通識優先救專業系所。
戴伯芬老師:
其實我一直在想組織的問題,因為基本上我們是一個產業工會,但我們會員是全臺灣,但實際上真實的工會社群互動會落在個別學校,這幾天我在組織輔大內部工會,已有三十位同仁參加工會,透過非正式的互動,匡正高教裡面不健康的生活,預期如果未來有可能全省的工會成員都可以形成非正式的公共領域。
陳惠敏老師:
我們蠻多經驗在通識的,教育部都很支持通識改革,越改越可怕,例如用通識發動全校課程地圖重新的變化,但那非常困難,因為通識教育沒有位置去說服別人說你要聽我的話,導致長出更奇怪的東西,例如博雅書院。學校資源大量投注在教學生如何做人的地方,但不是所有大學生都是人嗎?怎麼有些是人有些不是人,其實是在通識教育該達成的,但許多通識教育都通俗化,如何保養美容防曬,是重要但自修就可以了,不用花十八節課,應該要有整體規劃。
熊瑞梅老師:
政大社會系有一堂課叫做社會學動動腦,許多系的基礎社會學比較傳統,但少數是蠻靈活的,我們過去也是蠻靈活,但學校希望我們能開出一千人的對非社會系課程,我跟很多年輕老師說我們一定要想辦法接受,我們能影響非社會系,但對我們來說就是挑戰,這種課有時候有很多老師,有些年輕老師,分數就會改得比較低,許多老師一起開就會有整合的問題,開一年後我們就有討論,如何合在一起,今年年會針對這次基礎社會學意見調查。臺大有許多老師蠻會教的,學生在bbs上的反應都不錯,我們年會要類似這樣自己交換意見,自己內部會員可不可以開發出不一樣的東西,將來學會有數位學習計畫,希望學會以後網站可以變比較好的平臺,讓課能擴大,交換功能更強。
前通識中心主任周老師:
我覺得高等教育是盤根錯節,每個過程都黏在一塊,這些年我參加很多通識教育會議,包括非典雇用,因為專業系所不願意釋放任何名額,所以才向教育部申請專案教師,剛開始立意是良善的,但現在通通變質了。課程地圖也是如此,因為通識教育想要跟專業合作,當他設計課程地圖專業才會理他,等到專業把課程地圖收過去就不理通識了,也蠻慘的。做學院本來就是回復18、19世紀西方古典大學的精神,但教育部不給任何預算,本來學院每個人都是人,全部的人都要做,但最後變成菁英教育。這裡從頭到尾,就因為學閥官僚集團,只要有任何東西跟那集團牴觸,都是無效至少在目前,所以目前我認為高教產業能做的,我認為最嚴重的是用研究來判斷老師,最後每個老師都為了研究寫評量,其實犧牲最大的是學生,如果可以推動課程為主的升等制度,老師可以拿出優質的課程,雖然會有教育部或其他認證,如熊老師提到要把社會學的課打到其他科系去,要是我是社會系的老師我為什麼要做?我把研究做好就可以啦,除非對我將來升等有極大幫助,也許我升等我paper佔30%,我其他70可以靠課程或其他,這東西改變了,其他活路就會出來,專注照顧學生或做優質課程的人可以靠這升等,我知道許多全國傑出通識教師也無法升等,每年只有五個。但很多只有助理教授,他在系上沒有人瞧得起他,雖然他在通識講話可以很大聲,原因在他無法通過制度,所以我覺得變成單點突破是有效的。
王老師:
我聽到很多產業工會的期待,都是集結年輕人,國家未來要有競爭力你們力量一定很重要,但我也代表老年人講點話。美國在高等教育改革中,沒有退休年齡的限制,因為有年齡歧視的問題,很多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越老像酒越沉越香,我覺得這要後現代思維去看這東西。第二,人未來的教育,在課程跟教學裡頭,把大專院校或高等教育回歸到人文這是很棒的想法,很感動。第三我想請教戴教授為什麼高等教育當成一個產業,我自己學教育我比較不贊成教育可以是一種產業。第四想請教工會,如果大專院校的老師常常碰到一群人,他們指定誰有資格發表paper而不是公開的,你們會怎麼處理。再來分享德國例子,很基礎的課程,他需要很棒老師用接近日常語言方式去教學,德國老早就實施只要是介紹的課,要最資深、最棒的老師去教才有資格,各位有沒有想過這樣的經驗可以借用。法國跟美國對高齡人力銀行的概念,很早就倡議,高等教育當然也有老的人在那,那是否有些法可以確定,這些先進國家都以老年人資源再運用,那我們是否可以借鏡?
戴伯芬老師:
為什麼我們是產業工會,因為這是工會法規定,工會法只有三種工會,第一企業工會、第二職業工會、第三是產業,那我們不是企業,也不想只有教師單一階級團體為主的職業工會,所以只好選擇產業工會,這包含高等教育裡面的所有勞動者,包含老師、助教、專案、非專案、兼任、非兼任。再來,高教裡面內部層級化問題,就是高教裡面可否作為知識份子的反省,以及站出來對抗,因為如果年輕老師願意站出來對抗所謂的雙薪教授,我覺得雙薪教授其實是很站不住腳的,但今天大家都不敢站出來,周平老師是唯一被亂槍打得全身是傷的,但大多年輕老師都不敢站出來對抗,不只是paper問題,其他所有就業問題都是關係到每個高教裡面工作,尤其是階層不平等,越底層越要團結起來來對抗整個制度的不公平。
周平老師:
這回答真的是非常精采。
觀眾:
我想討論一下資源分配跟社會正義的問題,國聖老師有分享一下他們學校發生的狀況,其實都是國家暴力跟統治階級他們應用國家機器赤裸裸的行使暴力,那這暴力是因為最近發生在老師身上,所以老師特別注意,但其實他天天發生,更明顯如果從教育體系來看,中下階層的教育學生從過去四十年來,他一直再被剝奪,只是過去可能資源沒那麼短缺,相對剝奪感沒那麼重。什麼才是暴力的核心利益,就是他們暴力使用最多的地方。其實如果討論資源分配,尤其是學校,不管高等教育、國中、國小,最近的12年國教改革,那些中上階級家長、國家他們怎麼反應,本來是平等的國民教育,找各種理由把它變成另一種型態。這也可以回答新自由主義其實是騙人的,有學者研究美國新自由主義其實都是假的,都是統治階級為了他們利益而來。從階級跟資源分配管理都可以看到很多事情。另外問題有關策略問題,面對教育資源不平等,或國家機器使用問題,我們還是兩難,有些條文看起來是尊重大學自治的,很多東西交給大學管,但最後他就是不當使用,當然討論議題上要區別是大結構問題,還是個別學校考量。像雙薪教授議題,有些學校在大結構環境下必須要去聘請,因為確實有資源跟經驗,那是要用結構環境因素去考量,還是個別只是雙薪的問題。
國聖老師:
表面上那些法,從好的理解裡面大家都覺得沒有問題,這就是我們說的大學老師自我意識不夠的地方,如果追求卓越本來就是大家都要追求的,那沒有那個條文你一樣可以做得很好。我們做了多假的東西,用這些名義去執行官僚資本主義他真正要貫徹的東西。過去沒有這些大學法之前,我們當學生時我的老師想讀什麼書就教我們什麼課,等到我們教學生我們以前學得東西不夠了麻,我們要認真的做研究,我們的老師他不用寫paper不升等,他就很舒服的做知識的互動、人格的涵養,不是把我們教得很好嗎?我們寫那麼多i,做那麼多國科會計畫,但學生一年不如一年,那三十年來不是白忙了嗎?我們在看法律,我發現以前我們都太相信這些東西,他會透過修法帶動美麗新世界,但高等教育最大特色有一群人,你沒有國家機制、沒有任何期待鞭策,我們就可以自己找出自己的軌跡,但大學法這樣修改後,留下非常多的資本主義集團的貫徹目的。我特別提醒在很多私校,我們高校勞動者很少有機會可以聚在一起,工會就是一個開始跨出校園的活動,但學校經營管理者,他們有私校董事會的場合,經常聚會交換經驗。大學的經營者形成很好的資訊交換場域,而我們沒有做好心理準備。
蕭先生:
今天題目是教育資源分配跟社會正義。簡單來說我們是在問,高等教育他的資源分配怎樣才是正義的,或是比較正義。我有個想法,在座各位不同身份,換一個角度,我們其實是佔著他們的資源,一個蘿蔔一個坑,當你做在那邊第二個就擠不進來,我們今天如果摸著良心,要資源分配而且要正義,那我們現在是社會的喔不是會計經濟,我們對正義的理解應該是更清楚的,我們所有在位置的人以一個大學為例,所有專任老師薪水減掉兩成,那你授課終點也讓你減兩成,當我們每個老師都同時減兩成,我們就省下六千多萬,我算過的,這可以聘多少專案,涉及到你願不願意,我願意阿!你覺得這樣有沒有比較正義?還是你覺得這不正義,因為你說你有小孩要養。
左老師:
你這樣就是掉入陷阱裡面了啦,因為你在他的資源裡面重新算資源的問題,這怎麼會分配正義。我們今天討論這問題是要重新檢討教育的預算分配,包括我認為應該取消所有的卓越計畫,五年五百億,去想什麼是一個應該的想像力的大學校園,而不是師生比,像剛剛熊老師說的中正大學連該有的基本資料都沒有,立刻拿去蓋什麼企業的建築物,假設我們把人事的經費或人的問題,看成單獨人的問題,就會太輕易的放過國家暴力的問題。同樣大學法問題也一樣,固然可以很浪漫的想說,我們有師生可以一起往前走,我們不鬧他但他會來鬧我們,不在制度求取激進鬥爭的狀態,那東西可能隨時會來吃掉我們,當然我們有很多想法要這麼做,但同時也要在制度法治上在對國家提出建議上是有我們訴求跟觀點的。
蕭先生:
經濟學其實在講我們資源永遠是有限的,不然我們就是在天堂,我們怎麼有效率的經濟、資源孕用,我們有的資源有限。剛剛說的我不認為是錯的,結構有結構問題要面對要改革,現在問題是,想一下已經專案多久了,現在告訴我們這兩成我不要,那很簡單請你繼續專案下去,那我將開始流浪。
翁裕峰老師:
事實上兩個不相衝突啦,所以我在文章也有提到一些計算方式。制度上對應的工作項目其實要改變,法治當然也要改,不然只改前面的錢是不夠的。
周平老師:
當然資源有限這可能是個迷思啦,講到教育預算那怎麼會是資源有限呢?
中正勞工研究所學生:
在做老師大多是社會學背景,那在我們這種跨領域科系裡面,主任則是偏向推廣勞動經濟學,但我們沒有勞動社會學,政大勞工有這門課,當然不能怪主任,因為中正勞工其實也是結構性錯誤。中正勞工體制跟政大勞工體制也有不同,政大認為這是自由集體協商的體制,中正則認為臺灣勞資關係就是政府規範型,高等教育高會資方就是教育部,所以要打國家體制,我們都念過勞動三法,我會覺得工會法就是醫治臺灣勞工運動的合法防線,所以勞動三權會是在勞工三法之上,所以我會覺得在我們跨領域科系中,社會學推廣真的有他困難存在。
南華教育研究所學生:
今天受益良多。今天會議是以教育社會學為主體來談問題。跨科系的話可能就是學教育哲學、教育思想所研究的。在座我們很常強調教育理想,很多問題剛剛是從教育社會學角度,但要是從教育哲學來講那真是不謀而合,聽了很感動。我們不是不知道整個教育不太理想,但今天很多事實更激起我們的尊嚴、正義、倫理。之後要開什麼課的話,也可以參考教育哲學、教育倫理學、生命教育,因為會讓師生生命、學校生命更加受到尊重、尊嚴。最後,有個學者陳怡安去日本訪問松下幸之助,所辦的「政經學院」,專門訓練將來要改變政治、經濟,訪問時問他,你們既然認為日本國會、國家那麼黑,很難改,那你們十幾個能改什麼?他們非常有自信的說,我們雖然只有十幾位,但每年要是能畢業個兩三個,真正對國家社會民主有理想的,多少年後整個國會就會有改變。
周平老師:
最後由教育社會所所長做個總結。
鄒川雄所長:
感謝那麼多關心高等教育的人來參與,謝謝高教工會重要負責人幹部來做一整天的討論。榮幸已經舉辦第十年的教育研討會,這是以教社所舉辦的最後一次,明年一定會繼續舉辦,但會變成應社系舉辦。最後謝謝大家的參與!
我先簡單講幾個現象,我上任到現在一直很關心高教看到的不平等,尤其在私立大學部分,因為我在私立大學也待過一陣子,了解這種感覺。但我們必須去看客觀的事實,並思考可能的策略,我們要減少情緒,並有組織的思考問題。我們可以發現私立大學報考人數是快速下降,公立大學也是一樣,但它甄試上升了,所以最想念社會學的那些人都跑去公立大學了,所以我們私立大學研究所、碩士班要有什麼特色?要怎樣調整學生需求,因為要面對的學生不是公立大學那些要專業念社會學的,這是我們的挑戰!再來就是我今天聽到的,南華大學的教育社會學系被整併,那我就問老師是心肝情願的呢?還是被迫?因為下一波少子化就是很多學校必須面對的問題,這是我們工會也需要關心的。將來學校給壓力,我們是否要有幾個步驟,有立刻反應的機制來協助系可能要被整併的問題,學會主要目的就是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第三是有關課程創新,我們一直抱怨我們是基礎科學,不如讓我們的科學變成人家一定要的科學,非社會系有各種組合可能,像中正那麼大的學校,有社福、勞工,卻看不到臺灣社會學的期刊,念社工卻不用念社會學這也是天下奇聞,私立學校一定要與社區以及附近的相關大學資源互通有無發展出幾個可能的方案,這是我的看法,謝謝。
戴伯芬老師:
站在高教工會立場,我分享一些今天聽到的想法。首先要問高教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勞動?這牽涉到許多在高教工作的同仁、助理、非典雇用,我想大家都是靠出賣勞動力來換取薪資,那為什麼在高教工會推動的時候,很多人會覺得我是教授,我怎麼可能是勞工,我們想像的勞工是過去藍領的勞工,或是戒嚴時期為了自己利益所引發的勞工運動。所以我們這波的覺醒,不只是要意識到我們是受剝削的勞動階級,更重要的一點是如何從異化的高教勞動中覺醒,遠比爭取制度公平性更重要。工會成立以來一直有疲於奔命的感覺,學費高漲、法人化、國科會弊案等等,我們都在面對制度公平性問題。但為什麼我們不能從自身做起,改善大學教授的生存環境?
一開始我試著跟幹部提出,我們是否要在高教辦我愛紅娘活動?宅男宅女那麼多,但生命經驗貧乏,為什麼我們不推動會員的幸福?另外我想推的是高教裡面的勞教,我們今天所教的學生有八到九成都會變成勞工,不管理工或是人文,其實連人文學科的學生都沒有上過勞動的法規,而勞動是憲法以降付給所有人民基本的權益之一,但我們在座多少人知道勞動三法?可能都不知道。所以臺灣工會在面對資本家、政策時表現如此不振,是因為我們沒有讓勞工組織起來,其他各類的工會自然也會經營得很辛苦,要是我們可以發揮高等教育裡面基本勞教的功能,比照性別平等法,放入勞工教育,讓高級知識份子擁有勞動意識,如此我們才有可能組織工會,對抗資本剝削以及國家壓迫。這些是我自己的期許,當然現階段還是困難的,還在磨和階段,許多理事、會員對工會都還有很多想像,而這種想像也正是在新工會的精神,我們就是要建立一個平臺,讓更多聲音可以交會,並形成集體的行動。回到最重要問題,高教到底是怎樣的勞動?還是要回到一個人的社會實踐,以及一群知識份子如何進行社會實踐來思考,這是我一整天會議的心得。謝謝。
周平老師:
整理一下如熊老師所提到的,我們要做一個客觀的分析,系上要考慮到學生的需求。學會都是可以協助努力的。課程創新跨校合作也是努力的目標。戴老師提到勞動的問題,最近學到一個新名詞「角色超載」,還有我愛紅娘,我會第一個報名。勞動教育的確是需要思考的,性別教育已經慢慢受到重視,同理我們都是勞動者為什麼不能變成基礎教育呢?用「新工會主義」定義我們現在做的事情,不會只停留在利益保障、自我保存上,而是更高位階去思考社會可能性。
陳惠敏老師:
我講兩個部分,第一個高教改革似乎只是一個貴族活動,因為沒有淒慘到哪裡去,但高等教育改革其實是社會的集體想像,如果透過社群經驗,單一危機可以扣連有特殊性的人,當成發出危機的聲音,表示是整個社會透漏的危機,透過這方式的解決,會變成一種共通的解決辦法,這是集體狀態而不只是解決高等教育的問題。
如我們這種非典雇用,或是還在找工作的博士後,我們其實有一些比較積極的想法,從博士班開始就有接通識教育的經驗,每個學校排班表都十分辛苦,甚至想自己成立合作社,可以大家把自己的班表排好,讓大家不會疲於奔命。其實通識改革很多學校多在做,但如果既有通識老師是兼任而非專任,那可能會僵硬,現在改革就是由各系所去提供,每個老師就會想通識就要簡單親民,專業就是在各系所教,但在通識概念其實非如此,那單脆我們就成立兼任教師合作社,將通識課從各學校外包出來,反正現在很愛聘僱制,我們也會講究勞工福利,定期休假進修,如果是要寫論文我們還可放一年的假,給他錢,所以其實我們會有一些聽起來荒謬,但很有可能實現的想法。因此另外我們想跟社會對話,例如學術期刊對話程度真的很低,我們蠻想著手進行社會書的撰寫,把刊物轉譯成容易理解的方式,展現社會學家的觀察以及願意對話的態度。最後我想說,我們有個機會以前是談論私領域的強大,但我們現在缺乏一個社群感,雖然大家相異,但我依舊有社群感,我們資淺的這一輩,其實可以跨越既有體制的限制,我做文化社會學,同學做組織、經濟,但我們可透過原有的網絡在某個時刻上可以有集結的動作,這是比較有機會的可能性想像。
周平老師:
高教改革背後的意涵,是社會集體的想像,我們討論中有人提到教育市場化、私有化等等,這是社會想像,但說不定有不同道路公共化、公益化,這背後其實是社會想像的論辯,高教改革不只是追求老師利益而已,而是社會前途。非典雇用的也提出許多作法,如合作社,這真的很有趣!待會可以對話一下。再來我們已經離開社會太久了,寫作不要太抽象,理解門檻降低實質的對話,社群在大家心中的認同不見了,這是我們要努力的。接下來請國聖。
張國聖老師:
高教體系的沈淪,大家都從不同角度剖析,我看來有四方面高教體系的沈淪。第一就是市場化的發展,大家提了很多我就不多發言。
第二層面,在我國在高教體系裡有官僚資本主義的共生利益結構或集團,這共生利益集團的穩定存在,我們過去研究太少,不管是社會學界、政治學界,我實際經驗官僚資本主義的共生利益結構是超越黨派、行政、立法、司法,瀰漫在高教體系裡的集團,主宰偉大高等教育政策的運作,這是沈淪的主要因素。
第三高教沈淪,是我們臺灣那麼久民主化的無能,我常想這種事情怎麼可能在臺灣發生,很不可思議,我反省是民主化的無能,政治性民主化的無能,沒有人認真處理教育,所有問題都有短效方案,只有教育問題沒有,但偏偏政治民主化提出來的都是短效方案,短效方案都是美麗的詞藻,丟出來滿足一部分的反對聲音,長久下來卻變大災難,讓官僚資本主義游刃有餘。第二的無能是校園民主的無能,校園裡不同權力位置不對稱情形,校園民主在地化民主化失敗,或是民主化假象,在不同領域都可以看出來,比如說從求職,國內博士跟國外博士,國外博士還分歐美、亞洲,先進國家博士學歷,這裡權力位置結構不對等產生民主化權力不對等,那助理教授、副教授、講師這在民主化位置權力不對等,專任教師跟非典雇用也有不同角色,甚至不是一個主體,校園民主化無能應該有重新的思考。
第四高教體系的沈淪是來自高教工作者沒有意識,我教書十五年,我開始反省自己的權力是這五年的事情,過去十年很長時間我們是很守本分的,在位置上安份守己做自己的事,教書輔導學生做研究開發議題,沒有太多思考跟學校的關係,以及高教議題,我甚至做過學校的行政主管,我也只管行政工作,沒有思考我跟學校、同事,系跟系之間關係,國家產業發展中我們的角色。我還是學法政的人,如果連我們這種專業的人,但我不做教育研究,所以我自然會忽略,在反省中發現其實是大多高教體系工作者都忽略了,因為我們安逸很久,比較好待遇、社會位置、自主性、安排生活,但突然發現你過去習慣有的資源跟穩定結構都變動被拆解了,但你毫無能力把他找回來,這種覺醒是我們沈淪的原因之一,所以我們要行動。
第一我們需喚醒高教的意識,包含兩個,第一我覺得是大學精神的復興,我們需要怎樣的大學?教育部給我們的是「追求卓越」,現在我們要提出其他思考,我們鄰近國家也都在思考,有些走出了不錯、創新的模式,而我們國家難道只有追求卓越嗎?我自己研究上已經知道那是假的東西了。第二作為教師人權的角度,人性尊嚴的新啟蒙,過去追求卓越迷思裡,我們太因應官方、大學菁英者、社會期待的大學教師,我們把自己設定為他們要的,我覺得這是錯的,我們要站出來我們要怎樣的大學,大學其實在我們身上,沒有了我就沒有大學,大學就是老師,再偉大的校舍、再好的設備,知識還是在老師身上,過去老師不敢說出要怎樣的大學,我要怎樣的老師環境,長久以來知識份子不敢在這方面表達我們的主張,我覺得這是教師自我人性尊嚴的啟蒙,應該被喚醒,關心自己跟體制、同儕、社會的關係,找出新的路,因為我們不思考下一代是沒有未來的。
第二行動,我們要揭露官僚資本主義的結構,在教育資訊裡教育部有好多資料是不公布的,哪個學校不好他從來不公布,他扣了哪些錢、做什麼處罰,他公布了評鑑缺點,上了新聞說被減招,事後很多都沒有被減招,這系不好我扣你多少錢,新聞見報關心完就算了,按造程序單位就開始申訴,提出補救措施再開會,透過救濟又把之前的資源都還給他,甚至還給他更多。這種資訊很多做行政工作主管他都知道,這也是周平那篇二春教授的主題,為什麼私立大學喜歡找國立大學學閥來做主管位置,就是扮演這種功能,我們就是要揭露,這說來話長,我們要在不同領域裡面要求高教的資訊都有很高的公共價值應該要被充分揭露。
第三行動改變的方式,因權力不對等,所以我們要重構課責體制,透過修法,比如說現在那麼多老師胡做非為,但是集體共犯,只要掌握一定人數就可以宰制特定的人,但他犯的錯、做的決議違法,將來被撤銷,被發回來還是他重新做一次,但這情何以堪?所以你做錯決定要負責任。這方面我有些想法,但工程很大,大家可以具體會議行動,把相關法治包括大學法、教育條例相關法治一起推動,以上我簡單報告。
周平老師:
這邊有很多重要觀察。第一點新自由主義市場化,但從第二點看起來,很多新自由主義根本是偽市場,特別是官僚資本主義共生的結構,超越黨派主宰高教運作績效,為何可以為所欲為?因為校園民主化、整體民主化好像讓我們更無能,這問題可大了,很多系統性亂象,讓個人很無力,我們已經去政治化了。最後我們要勇於發言勇於對抗,喚醒權力,大學精神復興運動。再來對教師人性尊嚴,變成訓練有素的狗,體制重構是很重要的。
翁裕峰老師:
剛剛提到對大學集體想像是什麼?也回應熊老師提到社會學不是只有在社會學系可以發展,重點在要把語言做轉譯,變成多數人可以理解想像的,或許我們接下來要做的就是這件事,大家期待的大學是什麼?除了市場競爭之外,市場競爭的根本價值是什麼?才讓社會不只對內部甚至國際也有競爭力,這可能不是純粹用傳統的資本主義思考,賺錢是第一要務、先有工作才有未來,這是異化勞動造成的後果,科學園區、血汗醫院、教育場所都有例子,當科學園區變成這樣,廠商也要負社會責任,他用低成本勞動讓消費者買到便宜的東西,但消費者買得安心嗎?所以有社會企業責任的呼聲出來,蘋果被迫開放下游工廠被檢查,醫療部分病人真的有好的品質嗎?也被檢查了。那高教呢?品質有因為這樣被改變嗎?如果花了那麼多錢臺大排名只往前跳了一名,那算什麼?問題是錢不夠嗎?而是裡面的結構過程出了問題,我們要指出進入世界百大、五百大的的大學,我們不是沒有人才,人才太多了,但透過控制發生導致人才無法發揮,影響不只老師工作權,而是臺灣整體競爭力,不會上升,只會追求填飽管理學院想要的東西,但什麼是我們想要的東西?
這樣想法底下另外的例子,是不是管理、工科、醫學才是重要需要被投資的,人文社會科學不需要?牛津大學學費在碩士班、博士班,只收三分之一學費,但商學院有錢的很抱歉,會收到一萬或兩萬,但要是哲學社會學他只收六千磅,他關心的是怎樣有品質,這樣才有市場的競爭性。可以討論要如何資源分配,分別對前段大學、後段大學分別的影響是什麼?前段大學在這狀況下健康可能會出問題,提早離開勞動市場,斷送未來學生受教品質,整體社會研究能量的存續,那若後段老師疲於奔命,可能沒辦法好好教書,對應大學法裡面是工作,輔導、服務、研究、教學,樣樣都要會每樣都要平均,我們怎麼有那麼多時間可以做那麼多事?
在義守時候我是抗拒做輔導工作,拜託你把導師費拿去,一個人一個月可以有一兩千塊,三四百老師加起來幾十萬,不能用這些錢去聘專業的輔導老師,做輔導工作呢?為什麼要把這些工作放到老師身上,做一個沒有效率、浪費時間、降低勞動品質、損害學生教學品質,最後損害整體臺灣競爭力的工作呢?我無法想通。
我們必須用實際例子,反差的方式,讓整個社會知道即使我們的大學危機是在未來,但人才庫為什麼會下降?蔣偉寧他講對了,但只有在美國的部份,他根本沒有心思在臺灣上面,那麼多老師難道他的博士學位是假的嗎?不可能吧!那博士學位代表有一定品質的研究能力呀,那是臺灣重要資產,但透過制度他把這些人才糟蹋掉一大半或某部分,尤其是年輕部分,那臺灣還有什麼未來?我覺得我們需要把實際例子讓大家知道,原來我們對大學集體想像已經變,不是以前那樣。
周平老師:
延續剛剛熊老師提到的,社會學應該擴大他的影響力,以及思考什麼叫做大學。很多人會相信自由化、國際化,這都是好事,但很多字眼前面都被加上了「血汗」兩個字,血汗醫院、血汗工廠,自由度原來是嚴重自我剝削的結果,整體競爭力嚴重受到侵害,沒有進步反而是沈淪了。現有體制之下對大家健康、研究、學生受教權。
劉育成老師:
剛剛那兩位感覺真的有很多東西想要談,所以他們在說的時候,我也一直在想我的憤怒在哪裡?但我真的好像沒什麼憤怒。但我在Facebook上很憤怒啦,看到有些文章、新聞,有時候會很憤怒。看到這些現象我都很不懂。談到高教我覺得無奈、無力。我專任工作在政大,是非典型雇用,要教課、要做行政、輔導,但我無力的是說,我沒辦法乖乖做教學的事情,因為工作不太穩定,所以會想要做研究,但這樣會很麻煩,因為我們在教學與學生互動上要花非常多時間。有老師文章也有提到大學專案教師的管制,跟專任是不一樣的,對博士後也一樣,他甚至要打卡上下班,八點到八點半你就是要打卡,晚上五點左右下班,但有時候你看書寫書,你會利用晚上自己做時間調配,上班時間其實不適合做研究,比較適合做教學與行政,但也還是要寫東西。學術這個工作不錯,來自於要是我好好教學,我聽到學生反應很好,這不錯來自於他們的正面回饋,我們常聽到在我們自己的專業系所都沒有辦法,老師都不願意這樣帶,不願意花時間在學生身上,那學生到底需要什麼?到底需要老師在上課把東西交代完就離開,還是學生需要其他東西是專業系所沒辦法給的?每次聽到正面回饋,終於做到他們在自己專業系所甚至導師課所忽略的事情,但我還是得花時間做研究、寫文章,無力感還是比較多。
想回應兩位老師,我一直在思考大學精神,學生到底要什麼東西?我們老是在講教育跟勞動市場的理解,學生都說學的東西以後不能用,包括臺大前進一名代表什麼?他不前進又有什麼影響?他前進要花多少社會成本,好像人民都很開心,覺得在世界、學術好像有什麼好成績。這很弔詭,一般民眾其實不會知道我們花了多少社會成本在這上面,但最後成果他們很高興,所以當我們站出來要爭取自己權力的時候,他們無法理解為何當老師還要做這些,很多朋友都跟我說你已經夠好了,又不用加班,也不用被老闆罵,因為一般人完全無法理解教師是勞工,教師也要爭取權力。之前臉書談德國的罷工行動,警察跟著也罷工,對我們來講一樣,我們無法接受警察罷工,跟在地社會無法接受教師爭取勞動權力,這背後其實有很多連結性,待會可以討論。
周平老師:
專案教師的多重負擔,但至少在教學互動上認真付出學生回饋,是一般專業學者沒有的。大學精神到底是什麼,其實十八十九世紀也很多人在談,這是以上與談人的想法,現在大家可以發言。
Q&A時間
龍先生:
通識教育在臺灣高等教育其實扮演核心角色,甚至勞工意識的概念,自己生存意義的保存,在高等教育、以及從小到大的教育,其實都沒有談到,甚至基礎醫療、基礎自我保養,在十二年國教、九年國教裡面,他從來沒有涉及作為基礎社會人他需要的是什麼,反而教了太多考試的東西,進大學後又太過強調很多專業知識,以及進入社會所需要的技能,而忘了做為一個人以及學術所需要的素養。
所以勞工教育是應該納入通識教育,歡迎外校外系老師參與通識教育,這是未來趨勢,但也可能讓學校主政者把通識虛級化的藉口,所以我認為應該兩者並齊,通識本身要有專業老師,才願意為通識付出努力,第二擴大參與面,邀請校內其他系所老師加入。謝謝高教工會三個月以來的推動,我已經申請了希望有機會加入。
從古到今工會成立之初,最大的阻力都不是來抗爭的對方,而是同仁,所 以我們要如何去說服彼此周遭的高教老師,讓他們認同我們的理念,組織成我們真正要的力量出來,這是我們最重要的一步。大學老師是一群散沙,如何團結是我們需要思考的。
周平老師:
通識是需要自主性的。上一波的系所專業評鑑,嚴重的讓通識教育主體性給分解掉了,因為為了專業系所生師比,把通識的專業老師都安插到各系去了,傷害到現在都還存在,雖然下一波評鑑會同時評鑑通識跟專業系所,但我相信大部分學校還是會先犧牲通識優先救專業系所。
戴伯芬老師:
其實我一直在想組織的問題,因為基本上我們是一個產業工會,但我們會員是全臺灣,但實際上真實的工會社群互動會落在個別學校,這幾天我在組織輔大內部工會,已有三十位同仁參加工會,透過非正式的互動,匡正高教裡面不健康的生活,預期如果未來有可能全省的工會成員都可以形成非正式的公共領域。
陳惠敏老師:
我們蠻多經驗在通識的,教育部都很支持通識改革,越改越可怕,例如用通識發動全校課程地圖重新的變化,但那非常困難,因為通識教育沒有位置去說服別人說你要聽我的話,導致長出更奇怪的東西,例如博雅書院。學校資源大量投注在教學生如何做人的地方,但不是所有大學生都是人嗎?怎麼有些是人有些不是人,其實是在通識教育該達成的,但許多通識教育都通俗化,如何保養美容防曬,是重要但自修就可以了,不用花十八節課,應該要有整體規劃。
熊瑞梅老師:
政大社會系有一堂課叫做社會學動動腦,許多系的基礎社會學比較傳統,但少數是蠻靈活的,我們過去也是蠻靈活,但學校希望我們能開出一千人的對非社會系課程,我跟很多年輕老師說我們一定要想辦法接受,我們能影響非社會系,但對我們來說就是挑戰,這種課有時候有很多老師,有些年輕老師,分數就會改得比較低,許多老師一起開就會有整合的問題,開一年後我們就有討論,如何合在一起,今年年會針對這次基礎社會學意見調查。臺大有許多老師蠻會教的,學生在bbs上的反應都不錯,我們年會要類似這樣自己交換意見,自己內部會員可不可以開發出不一樣的東西,將來學會有數位學習計畫,希望學會以後網站可以變比較好的平臺,讓課能擴大,交換功能更強。
前通識中心主任周老師:
我覺得高等教育是盤根錯節,每個過程都黏在一塊,這些年我參加很多通識教育會議,包括非典雇用,因為專業系所不願意釋放任何名額,所以才向教育部申請專案教師,剛開始立意是良善的,但現在通通變質了。課程地圖也是如此,因為通識教育想要跟專業合作,當他設計課程地圖專業才會理他,等到專業把課程地圖收過去就不理通識了,也蠻慘的。做學院本來就是回復18、19世紀西方古典大學的精神,但教育部不給任何預算,本來學院每個人都是人,全部的人都要做,但最後變成菁英教育。這裡從頭到尾,就因為學閥官僚集團,只要有任何東西跟那集團牴觸,都是無效至少在目前,所以目前我認為高教產業能做的,我認為最嚴重的是用研究來判斷老師,最後每個老師都為了研究寫評量,其實犧牲最大的是學生,如果可以推動課程為主的升等制度,老師可以拿出優質的課程,雖然會有教育部或其他認證,如熊老師提到要把社會學的課打到其他科系去,要是我是社會系的老師我為什麼要做?我把研究做好就可以啦,除非對我將來升等有極大幫助,也許我升等我paper佔30%,我其他70可以靠課程或其他,這東西改變了,其他活路就會出來,專注照顧學生或做優質課程的人可以靠這升等,我知道許多全國傑出通識教師也無法升等,每年只有五個。但很多只有助理教授,他在系上沒有人瞧得起他,雖然他在通識講話可以很大聲,原因在他無法通過制度,所以我覺得變成單點突破是有效的。
王老師:
我聽到很多產業工會的期待,都是集結年輕人,國家未來要有競爭力你們力量一定很重要,但我也代表老年人講點話。美國在高等教育改革中,沒有退休年齡的限制,因為有年齡歧視的問題,很多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越老像酒越沉越香,我覺得這要後現代思維去看這東西。第二,人未來的教育,在課程跟教學裡頭,把大專院校或高等教育回歸到人文這是很棒的想法,很感動。第三我想請教戴教授為什麼高等教育當成一個產業,我自己學教育我比較不贊成教育可以是一種產業。第四想請教工會,如果大專院校的老師常常碰到一群人,他們指定誰有資格發表paper而不是公開的,你們會怎麼處理。再來分享德國例子,很基礎的課程,他需要很棒老師用接近日常語言方式去教學,德國老早就實施只要是介紹的課,要最資深、最棒的老師去教才有資格,各位有沒有想過這樣的經驗可以借用。法國跟美國對高齡人力銀行的概念,很早就倡議,高等教育當然也有老的人在那,那是否有些法可以確定,這些先進國家都以老年人資源再運用,那我們是否可以借鏡?
戴伯芬老師:
為什麼我們是產業工會,因為這是工會法規定,工會法只有三種工會,第一企業工會、第二職業工會、第三是產業,那我們不是企業,也不想只有教師單一階級團體為主的職業工會,所以只好選擇產業工會,這包含高等教育裡面的所有勞動者,包含老師、助教、專案、非專案、兼任、非兼任。再來,高教裡面內部層級化問題,就是高教裡面可否作為知識份子的反省,以及站出來對抗,因為如果年輕老師願意站出來對抗所謂的雙薪教授,我覺得雙薪教授其實是很站不住腳的,但今天大家都不敢站出來,周平老師是唯一被亂槍打得全身是傷的,但大多年輕老師都不敢站出來對抗,不只是paper問題,其他所有就業問題都是關係到每個高教裡面工作,尤其是階層不平等,越底層越要團結起來來對抗整個制度的不公平。
周平老師:
這回答真的是非常精采。
觀眾:
我想討論一下資源分配跟社會正義的問題,國聖老師有分享一下他們學校發生的狀況,其實都是國家暴力跟統治階級他們應用國家機器赤裸裸的行使暴力,那這暴力是因為最近發生在老師身上,所以老師特別注意,但其實他天天發生,更明顯如果從教育體系來看,中下階層的教育學生從過去四十年來,他一直再被剝奪,只是過去可能資源沒那麼短缺,相對剝奪感沒那麼重。什麼才是暴力的核心利益,就是他們暴力使用最多的地方。其實如果討論資源分配,尤其是學校,不管高等教育、國中、國小,最近的12年國教改革,那些中上階級家長、國家他們怎麼反應,本來是平等的國民教育,找各種理由把它變成另一種型態。這也可以回答新自由主義其實是騙人的,有學者研究美國新自由主義其實都是假的,都是統治階級為了他們利益而來。從階級跟資源分配管理都可以看到很多事情。另外問題有關策略問題,面對教育資源不平等,或國家機器使用問題,我們還是兩難,有些條文看起來是尊重大學自治的,很多東西交給大學管,但最後他就是不當使用,當然討論議題上要區別是大結構問題,還是個別學校考量。像雙薪教授議題,有些學校在大結構環境下必須要去聘請,因為確實有資源跟經驗,那是要用結構環境因素去考量,還是個別只是雙薪的問題。
國聖老師:
表面上那些法,從好的理解裡面大家都覺得沒有問題,這就是我們說的大學老師自我意識不夠的地方,如果追求卓越本來就是大家都要追求的,那沒有那個條文你一樣可以做得很好。我們做了多假的東西,用這些名義去執行官僚資本主義他真正要貫徹的東西。過去沒有這些大學法之前,我們當學生時我的老師想讀什麼書就教我們什麼課,等到我們教學生我們以前學得東西不夠了麻,我們要認真的做研究,我們的老師他不用寫paper不升等,他就很舒服的做知識的互動、人格的涵養,不是把我們教得很好嗎?我們寫那麼多i,做那麼多國科會計畫,但學生一年不如一年,那三十年來不是白忙了嗎?我們在看法律,我發現以前我們都太相信這些東西,他會透過修法帶動美麗新世界,但高等教育最大特色有一群人,你沒有國家機制、沒有任何期待鞭策,我們就可以自己找出自己的軌跡,但大學法這樣修改後,留下非常多的資本主義集團的貫徹目的。我特別提醒在很多私校,我們高校勞動者很少有機會可以聚在一起,工會就是一個開始跨出校園的活動,但學校經營管理者,他們有私校董事會的場合,經常聚會交換經驗。大學的經營者形成很好的資訊交換場域,而我們沒有做好心理準備。
蕭先生:
今天題目是教育資源分配跟社會正義。簡單來說我們是在問,高等教育他的資源分配怎樣才是正義的,或是比較正義。我有個想法,在座各位不同身份,換一個角度,我們其實是佔著他們的資源,一個蘿蔔一個坑,當你做在那邊第二個就擠不進來,我們今天如果摸著良心,要資源分配而且要正義,那我們現在是社會的喔不是會計經濟,我們對正義的理解應該是更清楚的,我們所有在位置的人以一個大學為例,所有專任老師薪水減掉兩成,那你授課終點也讓你減兩成,當我們每個老師都同時減兩成,我們就省下六千多萬,我算過的,這可以聘多少專案,涉及到你願不願意,我願意阿!你覺得這樣有沒有比較正義?還是你覺得這不正義,因為你說你有小孩要養。
左老師:
你這樣就是掉入陷阱裡面了啦,因為你在他的資源裡面重新算資源的問題,這怎麼會分配正義。我們今天討論這問題是要重新檢討教育的預算分配,包括我認為應該取消所有的卓越計畫,五年五百億,去想什麼是一個應該的想像力的大學校園,而不是師生比,像剛剛熊老師說的中正大學連該有的基本資料都沒有,立刻拿去蓋什麼企業的建築物,假設我們把人事的經費或人的問題,看成單獨人的問題,就會太輕易的放過國家暴力的問題。同樣大學法問題也一樣,固然可以很浪漫的想說,我們有師生可以一起往前走,我們不鬧他但他會來鬧我們,不在制度求取激進鬥爭的狀態,那東西可能隨時會來吃掉我們,當然我們有很多想法要這麼做,但同時也要在制度法治上在對國家提出建議上是有我們訴求跟觀點的。
蕭先生:
經濟學其實在講我們資源永遠是有限的,不然我們就是在天堂,我們怎麼有效率的經濟、資源孕用,我們有的資源有限。剛剛說的我不認為是錯的,結構有結構問題要面對要改革,現在問題是,想一下已經專案多久了,現在告訴我們這兩成我不要,那很簡單請你繼續專案下去,那我將開始流浪。
翁裕峰老師:
事實上兩個不相衝突啦,所以我在文章也有提到一些計算方式。制度上對應的工作項目其實要改變,法治當然也要改,不然只改前面的錢是不夠的。
周平老師:
當然資源有限這可能是個迷思啦,講到教育預算那怎麼會是資源有限呢?
中正勞工研究所學生:
在做老師大多是社會學背景,那在我們這種跨領域科系裡面,主任則是偏向推廣勞動經濟學,但我們沒有勞動社會學,政大勞工有這門課,當然不能怪主任,因為中正勞工其實也是結構性錯誤。中正勞工體制跟政大勞工體制也有不同,政大認為這是自由集體協商的體制,中正則認為臺灣勞資關係就是政府規範型,高等教育高會資方就是教育部,所以要打國家體制,我們都念過勞動三法,我會覺得工會法就是醫治臺灣勞工運動的合法防線,所以勞動三權會是在勞工三法之上,所以我會覺得在我們跨領域科系中,社會學推廣真的有他困難存在。
南華教育研究所學生:
今天受益良多。今天會議是以教育社會學為主體來談問題。跨科系的話可能就是學教育哲學、教育思想所研究的。在座我們很常強調教育理想,很多問題剛剛是從教育社會學角度,但要是從教育哲學來講那真是不謀而合,聽了很感動。我們不是不知道整個教育不太理想,但今天很多事實更激起我們的尊嚴、正義、倫理。之後要開什麼課的話,也可以參考教育哲學、教育倫理學、生命教育,因為會讓師生生命、學校生命更加受到尊重、尊嚴。最後,有個學者陳怡安去日本訪問松下幸之助,所辦的「政經學院」,專門訓練將來要改變政治、經濟,訪問時問他,你們既然認為日本國會、國家那麼黑,很難改,那你們十幾個能改什麼?他們非常有自信的說,我們雖然只有十幾位,但每年要是能畢業個兩三個,真正對國家社會民主有理想的,多少年後整個國會就會有改變。
周平老師:
最後由教育社會所所長做個總結。
鄒川雄所長:
感謝那麼多關心高等教育的人來參與,謝謝高教工會重要負責人幹部來做一整天的討論。榮幸已經舉辦第十年的教育研討會,這是以教社所舉辦的最後一次,明年一定會繼續舉辦,但會變成應社系舉辦。最後謝謝大家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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